工程经过三个多月完成后，陶澍委派江苏布政使梁章钜等前往验收。黄金闸长二十七丈，高二丈，连海漫石二十一层。黄泥闸长五十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六寸，连海漫石二十层。达到设计要求，陶澍向道光皇帝奏报：“实属工坚费省……足收济运通漕之益。”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八月二十五日，陶澍升任两江总督，统辖三省。他深感“地广务繁”，责任重大，决心“力之所能，一寸血诚”，为民造福。
　　十一月，陶澍开始治理江苏武进县孟渎、得胜、澡港三河。他与梁章钜等人现场查勘后，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常州府属武进县境运河之北，有孟渎、得胜、操港三河，皆南通运河，北达大江。旱则引江潮以济运、灌田，并可直达无锡、金匮、宜兴、荆溪各县，以资接济。如遇水潦，即宣导入江，不致壅溢为患，实为各属水利要道”。但均已“湮没不通”或“久经淤塞”，因此“数十里之遥并无江湖灌输，水泉滋润，现在农田受困，民望孔殷，实为刻不可缓之工”。并估算约需银二十余万两，请求在缓漕米价银内借支动用。清廷批准了这一计划。

　　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陶澍积极筹划和支持挑浚浏河、白茆河工程。早在道光八年十一月，他就曾筹议借款挑浚浏河。当年，在向清廷的奏疏中说，浏河自“嘉庆十七年挑浚之后，屡经水患，沙泥淤垫，旱涝无从灌泄。不但太仓州属农田失收，兼为上游苏淞一带水道之梗。近来淤垫更甚，以致岁收屡歉”。“若浏河不加疏浚，设遇旱涝为灾，附近民田或淹或涸……于国计民生，均无裨益”。并提出所需经费，由缓于上调的米担中暂借，“俟工竣后，按年分限摊征还款”。可是这一合理建议，为户部拒绝。经年之后，陶公再次筹议挑浚，实是心所系之，凡是有始有终，为人称颂。

　　但陶澍并不气馁，坚持不懈地力争，表现了他为国为民修水利的坚定决心。道光十二年，陶澍会同江苏巡抚林则徐复奏“浚浏河、白茆河”。十三年五月，陶澍又提出将各属缓漕搭运剩米十数万担粜变，暂借五万余两为挑浚浏河经费。次年三月，陶澍再次筹议治理两河，向清廷奏报：“该两河急须开发，实为目前必不可缓之工”。并详细陈述了工程规模和资金筹措办法：浏河工程长一万零五百一十六丈，需银十六万五千余两，库存水利专款五万两，尚不敷银，请于封贮款内借支，由受益之十六州县分八年按亩摊征归还。白茆河工程长七千八百四十丈，需银十一万余两，则动员官民捐资，以工代赈。由于陶澍三番五次申报治河，朝廷终于批准举办。

　　浏河、白茆河疏浚工程完成后，适于七月二十三、四、五等日，苏淞一带，倾盆大雨，太湖附近诸山，陡发蛟水，处处盛涨，拍岸盈堤。当即分令太仓、镇洋二州县，将涵洞全行启放。顷时，滔滔洪水东注，两日之内，消水二尺有余。而秋汛大潮，仍无倒灌。证明浏河容纳与涵洞宣泄，实有巨大成效。当年，该地获得大丰收，父老皆欢喜，说：“这是百余年所未有。”
　　这些工程，利国利民，造福后代，千秋称颂。刘鸿翱在《水利七案序》中说：“云汀先生在主持兴办的这些水利工程中，借国帑为之经理，分年摊征还课，上无亏国家，下有利于民，民既利，而国家之财赋随之。盖先生治江苏之精神在焉。”
　　时年，曾国藩入岳麓书院，适才渐知陶澍此人。
　　日期：2022-06-08 07:13:36
　　不一样的曾国藩（92）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整顿整治蔚然新风成就一代名臣
　　陶澍在京城时，虽是个无行政实权的闲官，官场关系也比较清冷，也没什么“礼尚往来”，但他对官场的吏治不振，贪赃枉法，因循守旧的风气，却早已痛恨不已。
　　嘉庆十八年时，在其担任不到一年的御史期间，就屡对官吏的渎职腐败行为疾言厉色地进行弹劾。嘉庆帝识见他性格直爽、疾恶如仇，称他“尚有良心，肯说几句正经话。”
　　嘉庆十九年，陶澍奉命巡视中城，曾自撰两副对联分别悬于厅堂和书房座右自警。其联云：
　　绕岸风清　尘埃扫除吏牍
　　举头日近　光明洞照吾心
　　要半文不值半文　莫道人无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　如此心乃安然
　　陶澍到任不到二个月，经他的调查和敏锐的洞察，就向嘉庆呈了《陈奏州县积弊折子》。他指出“州县之锢弊日深”，原因在于“上司不能正己，率属则不肖之”。并指出严重存在的弊端有“勒接交代”，新官上任，被迫接受前任的亏欠，“甫登任籍，即入债乡，始基不立，而望以清廉难唉。”再则是州县之间，官属之间，官民之间“多摊捐款”，“派办供给”，“委员需索”。

　　次年，陶澍又奉命巡视江南漕务，他一到任就发布《巡漕告示》，提出“剔厘各弊”，“裁革陋规”整顿漕政的具体措施。而且先从自已衙门做起，并将此公开在《巡漕告示》里晓喻官民：“本院自下车以来，事事躬亲，一切陋规，尽行裁革，夙夜盟心，鬼神可告。其余巡弁、委员、吏役、家人等，严加裁汰，所存不过数名，每日随辕办事，不许擅离寸步，断不敢藉端把持。除揭晓辕门晓喻外，尔弁等毋得任不肖头伍勾串走差、人役，指称本衙门用费名目，影射开销。如有棍徒在外捏辞婪索，一经查出，立即从严惩办，各宜凛慎。”

　　陶澍巡视中城，“以半载断八百余案”，为断案不曾受一分私礼。巡视江南漕务，谢绝入境出境的送往迎来，“以半载而办五百万石之米”，嘉庆二十一年(1816)陶澍调京任吏部掌印给事中，在 “六科之首，天下问总枢”任职期间，“绕案风清”，“办一事须了一事”。
　　道光元年(1821)十月，陶澍初擢任安徽布政使，正式任地方行政长官，正是他力行廉政起点。
　　陶澍到任视事，安徽全省的钱粮亏欠为各省之首，虽经五次清查，都不了了之，前后纠葛达三十年。陶澍分析这种“不实不尽，疲顽因循，遂成累痼。即稍知自受者，亦无以自拔。吏治之靡，多由于此。”
　　他“实心实力，矢公勤以率群僚，别贤否以端吏治，除稂莠以安良善，剔猾蠹以慎勾稽。”决心清政查帐，惩奸剔蠹。他开始调集人员、档案、帐目，用了一年时间查个水落石出。计查出嘉庆十九年以前，除节次追补及豁免外，实应追银一万五千八百零三两，十九年以后至二十五年止，有漏报及续经亏抵各款共银五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七两，谷米麦豆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九石。
　　这些大数中，亏欠在一万两以上的有二人，五千两以上的七人，三千两以上的八人，一千两以上的十九人，一千两以下的二十六人。

　　陶澍对这些渎职的官员，分别做出应劾、应偿、应豁的处理，使安徽三十年纠葛不清的钱粮亏欠，豁然一清。为了惩奸剔蠹，杜绝新亏，陶澍为此还制订了章程十条，其中有：立限勒追，以重帑项；禁革流摊，严禁交待案内议单欠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