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说道这儿，子城马上打断：“霞仙所言极謬，子城绝无他意。今日话说于此，以来日证之。”
　　三人舌头渐大，但所说皆明。此后，则以“道义至交”“神明至交”，之间须“道义相砥，过失相规”，敢于直言不讳。刘蓉更是直白，约定伯仲之间须“扬清激浊，别白是非，鲜所假借”相待。
　　三人相交，各保清新、力辟俗气，不以至友求富贵、喜攀附，从而相期终生，传为美谈。
　　后刘蓉在“萧朱王贡以转相汲引为贤”的典故里道出了一半原因。典出《汉书》萧望之列传:“萧育、朱博结绶交好，王阳、贡公弹冠相知”，西汉时，萧、朱两人，王、贡两人为好友，互相推荐以至显达。后有隙，终成仇人。《后汉书·王丹传》也说:“交道之难，未易言也。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
　　表面看来，刘郭二子似怕蹈古人之覆辙，实则二人还有一因没有道出：二子都不愿靠至亲好友而显贵。尤以官场亲朋好友互相攀援成习、互相保举成风日盛，致郭、刘、曾三子极厌，不想染习、加剧漫延，形成利益联盟、官场小圈子。至亲好友间，一旦因恩，就难以“道义相砥，过失相规”，使友情变味，变功利人情，背离道义至交之初衷。
　　甚至十年后，曾氏高居侍郎，刘蓉僻居乡间，一个“声望素著”，一个“寂灭无闻”，即使身份悬殊亦无影响相交，曾专作诗记之:“狂风能作剧，吹我堕君前。”可见相交之情至真至纯！

　　自此，曾氏更是自知自智，也受启迪，立志做可交可供之人，敢交至友、敢交权贵名流，并终生奉行几个原则：
　　第一是肯下笨功夫。予为笨愚，做事务要一步一印，踏踏实实。
　　第二要格局大，忍字为先。尤以各书院求学之时，遇人不淑，得到历练，练就非凡气度。
　　第三须为人靠谱。做事认真靠谱，吸引名流才俊，经营人脉圈子。
　　第四须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于岳麓时交刘郭二子获益。
　　第五敢主动结交贵人。也与诸书院求学与各山长、恩师相交大为获益受到启发。
　　天赋不高之人，但凭意志，可化腐朽为神奇，可让日月换青天。
　　后边只顾喝酒、论友，而早已忘却庆贺主题，你来我往，互相敬劝，不知不觉，已喝得头大眼直。至于如何回去，三人尽是不知，本来是子城酒量最差，倒是他先醒来。醒来再看时，已差不多是第三日午时了，难道三子一醉竟然三日（备注：从此时论，曾刘郭三子应是最迟道光十四年 相识，否则不可能有曾氏中举，三子大醉三日之说）？！
　　事实证明，学台“悬牌批责”虽被其视为人生第一大堑，但也确实是其命运的转折点。
　　中了举的曾子城与曾家，这下可是乐开了花，也紧接着忙了起来。并且有了举人这一身份，就可参加明年就有的三年一试的京城会试了。于是，这年的十一月，曾子城就要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否有个三连捷。欲知后事如何，敬请关注后文。
　　参考资料：
　　书籍：《湖南省志·大事记》、《湘城教育纪胜》、《长沙名胜文选》
　　论文：清代湖南乡试研究 作者 许静
　　苦闷的先知：湘人郭嵩焘的传奇一生 作者 孟泽
　　日期：2022-06-03 07:12:53
　　不一样的曾国藩（87）
　　第十二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上）
　　上文说到，中了举的曾子城与曾家，这下可是乐开了花，也紧接着忙了起来。并且有了举人这一身份，就可参加明年就有的三年一试的京城会试了。于是，这年的十一月，曾子城就要离开湖南，兴冲冲地赴京赶考，看看能否有个三联捷（忙于庆贺与准备进京赶考一事，此事专文再述，此处按下不表）。
　　另一对曾氏产生重大影响的同乡，也因其门人一时之误，竟导致无一面之缘。这等奇怪之事，所涉何人？此人就是：陶澍。
　　曾国藩对陶澍的了解是在岳麓书院时才渐知此人。时在书院，欧阳大师屡与门生们说起此人，以及在朝中或在外任职的湘籍居高位之人，诸如唐鉴、贺长龄贺熙龄兄弟、李星沅、劳崇光等，还有具威名之如魏源、龚自珍等名士，均为湖南争得荣耀，对湖湘子弟多有提携引领。尤其是在于刘蓉与郭嵩焘二子交往交谈中更是常涉几人，除在不自觉间对他们充满了敬仰之余，还暗暗下决心将视为圭臬。

　　自此，曾子城则始留意搜寻陶澍之讯息，并细窥慢研之为官为政为人之径。

　　改革“漕粮海运”担大任
　　于欧阳大师介绍其岳麓同窗一一陶澍之前，极少知陶澍之少时生平。对其为人为学为官亦仅知一二。只是，后来曾国藩入京履职后才通过更多人屡次述及陶公之事之迹后才多有了解，尤以其成功改革”漕粮海运“之惊心动魄，令人钦佩！
　　在听闻陶公“漕粮海运”之事历经艰险，每每想起都还觉得惊心动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此事，发生在道光皇帝登基的第6个年头，也就是道光六年（1826年）的正月。时年曾氏15岁，刚刚与朱尧阶相识，也才刚刚通过府试入了童生，属于对时事未蒙状态。
　　已年届47岁、时任安徽巡抚的陶澍例行进京述职，二月又返回安徽。但仅仅在3个月后，陶澍突然接到朝廷的一纸紧急调令，中间根本没有任何铺垫与暗示，则要即履新职。

　　说是紧急，道光皇帝还同时谕令：“该抚等俱各带印起程，于途次交代，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意思是说，陶澍不必进京面圣，直接赶往江苏巡抚衙门到任就是。
　　陶澍当时并不知道道光皇帝在紧锣密鼓调任他的同时，还在官场部署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山东巡抚琦善升级为两江总督，原两江总督魏元煜，调离改任漕运总督。
　　4位封疆大吏同时因一事而大规模地人事更迭。显然，朝廷一定是遇到了极为严峻的问题，否则不会这么小题大做式的大动干戈？
　　陶澍也十分纳闷，什么问题呢，令皇上这么急迫？而圣旨中又没说及。作为朝廷重臣的陶澍自然也不会随便猜测，但还是隐约感觉到了事情的不一般。
　　原来，引发清王朝官场致使四位封疆大吏频繁换帅的导火线，缘于江苏境内的洪泽湖决口。
　　史载，道光五年（1825年）十一月十二日，处于高家堰的十三堡陡然崩堤。接连两天，一千余丈的堤坝全线垮塌，洪水如猛兽般倾泻，沿线五州县数百万民众陷于汪洋。高邮、宝应到清江一段的运河河道，眨眼间已干涸见底。
　　此时，成千上万的帝国子民被洪灾吞噬，当然让道光皇帝忧心。可事实，令其揪心的真相却是令人咋舌！原来，让他心急火燎、不顾官员情面走马灯换帅的，既不是因水深火热中民众的生命，也不是他们已化作泡影的财产，而是洪泽湖的水干枯了。
　　一泓湖水流失，难道比数百万子民的生命与财产丧失更让皇帝揪心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