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章太炎和汤国梨的婚礼上，章又闹出了不少笑话。章太炎一生习惯了穿布底鞋，而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则是在上海有名的洋派地方哈同花园，所以章太炎就不得不西装革履。给他买了一双皮鞋，也是办事的人粗心大意，没有指导他穿皮鞋，结果他穿出来的时候连左右都分不清，穿反了，让一众来宾狂笑不已。他穿衣着袜不讲究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家里人看到他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叫他脱鞋下来一看，却是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原来当时以机器织就的袜子袜底特厚，以保耐穿，而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章太炎一概不理会这些，不止鞋子可以不分左右，连袜子也难辨里外底面。

　　关于章太炎与汤国梨女士结婚的年月日和当时的情况，有几种记载：
　　一、《岑村笔记》上的一段记载，题为“章太炎婚事”，内云：“朴学大师章炳麟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和汤国梨在上海爱俪园举行结婚礼，介绍人张伯纯，证婚人蔡孑民。章生平论文，盛推魏晋而薄唐宋，故其所作诗文，多古色古香。” 《岑村笔记》的按语中说：章师在爱俪园结婚之前，大闹笑话，当然一位国学大师，不喜欢俗礼的束缚，他最不讲究这一套，时人就说他大闹笑话，其实这些笑话，根本微不足道，也可以说是读书人的常事。

　　二、陈大络的一段记载：据《艺文志》陈大络云：六月十五日章炳麟在上海爱俪园（哈同花园）与吴兴汤国梨女士结婚，时炳麟年四十六岁，汤女士二十八岁。那一天观礼的，有孙中山先生、黄兴、陈其美，介绍人是蔡元培。炳麟又不知从何处借得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礼毕在一品香宴客时，即席赋一绝句：“吾生虽米，亦知天地宽；振衣陟高冈，招君云之端。”又谢媒一绝句：“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

　　以上情况，有两点记载不同，一说介绍人是张伯纯，一说介绍人是蔡元培。在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中，记录介绍人是张继，还有一个介绍人是沈和甫。沈氏是汤女士的同乡，相知有素，所以由他推介给张继，因为汤女士认为章师学识渊博，已有许嫁之意。张继也看过汤女士的诗词，所以经过介绍之后，一拍即合。谁知到了结婚那天，张继因有要事不曾到场，而上海爱俪园举行婚礼，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陈其美等都到场，门禁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了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况且要求进园参观的人成百成千，司阍的许福，对他以为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许入，沈和甫说的是软软糯糯的湖州话，许福一些也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章师的婚礼延耽了一些时间，两个介绍人都不来，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就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三、日本人高田淳著的《章炳麟传》。他写出章太炎结婚时，是在章太炎四十六岁，汤国梨是三十二岁，介绍人是张伯纯。章太炎放弃以湖北省女性为限的条件。
　　汤国梨女士是上海务本女塾第三班师范毕业生，曾经在神州女学执教鞭，结婚那天，孙文、黄兴、胡瑛都穿礼服入席，陈其美则穿常服，来宾二百多人，男女双方介绍人为张伯纯及沈和甫二人，蔡元培（孑民）做证婚人，下午三时婚礼，哈同夫人罗迦陵在场照料一切，仪式进行中，章师与汤国梨女士交换金指环。由礼乐队奏乐，相对行三鞠躬礼。而且自撰结婚证书的文辞，请证婚人宣读。

　　四 、《民立报》六月十六日登载，题目是“唱随新诗”：
　　文前又以“名园微雨燕双飞”为次题，当时结婚宴会上新郎新娘即席赋诗，六月二十日北京《顺天时报》详细记载，题为“章太炎君结婚记盛”，述及当日六时之后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情况，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按：足见那时还是男女分坐）。席上男女两方举行余兴，请新郎即席赋诗。否则罚酒十觥，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四首，而且亲自朗诵。新娘只写了一首旧作《隐居》，新郎章太炎也抢来朗诵，可惜章氏是近视眼，看错了八个字，那八个字是“章童汤妇，国圆炳柄”，章太炎读时，他的门生某某对旁人作耳语说这八个字，章师看错了。女宾席上大起骚动，要章氏罚酒八觥，但是饮到一半，他的门生黄季刚（黄侃）和汪旭初抢着代饮。这个笑话闹出，令到笑声震天。有三人以上笑得过分，罚酒八觥；五人以上，举杯高歌。而太炎先生却面目严谨，毫无笑容，反而令到满场大笑，于是又闹罚酒，新娘表示踌躇，大家又轰动了。但为了尊重女权起见，男宾方面表示反对向新娘罚酒，新娘席上有四个女生唱歌助兴云云。我自知对日本文并无根底，能看不能读，也不会译。所以译出来的文字，不但不够信、达、雅，而且错误难免，所以将原文影印如下，请识者指正。

　　五 、许福的口述：陈存仁曾问及许福关于章太炎结婚的情况，洽借场地是否姬觉弥所介绍?他说那时姬觉弥尚未当权，是由一个叫做乌目山僧和园主洽商的（按：后来查出乌目山僧又称乌目山人，原名黄宗仰，一名中央。民国成立之后，他不愿为官，改称山僧，云游四方，他和黎元洪总统熟得很，有一个时候黎元洪大总统的玉玺，就由他作主寄在爱俪园中。还有一个时期南北议和，借爱俪园“戬寿堂”为会场，也是乌目山僧说合的。）

　　许福说：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而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许福说还有一件事，园主哈同先生，本来要用他的又高又大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氏期期以为不可，跳上了不知哪一位朋友的一辆马车，直趋“一品香”，他根本不知道“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落车之后，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姓徐的老板掏出腰包了事云云。

　　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后夫妇唱和之乐，为章太炎一生最欢乐的时期，从后来发表的八十四封家书看来，怪不得日本作者高田淳称章师为“大情人”。
　　可是章太炎那时革命的热情比了夫妇的热情禁还高一些，婚后一月匆匆告别，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为了劝阻袁世凯身败名裂起见，就在新婚后约一个月的短时期，从上海动身，黎元洪特地设宴款待。章太炎被困的时间极长，屡次求速死，其女自缢身死，章太炎又长期绝食，在这种情况之下，留在上海的师母汤国梨女士的心境，当然是坏到极点，她为章师的生命担忧，那是可想而知的。

　　汤国梨嫁予章太炎是很感委屈的，她自己说：“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章太炎又穷，又丑，还老，汤国梨则被时人誉为务本女学（汤国梨就读的学校）的“皇后”，她之嫁予章太炎真可以说是“下嫁”，不过一是看重章太炎的才华和民国元老的身份，一则也是负气。因为嫁的时候就有些怨望，婚后大概不免时时数落章太炎的穷蔽。

　　归去
　　1936年6月7日晚饭后，章太炎遵照医生的嘱咐，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绕着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汤国梨连忙喊人抬到卧室，并派人立即到博习医院请主任医师、美国人苏迈尔诊治。在医生的抢救下，太炎先生尽管脱离了危险，但却躺在床上起不来了。6月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体温竟达40度。14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已至弥留状态。

　　汤国梨、李根源（民国元老、同盟会员、章太炎国学讲习所的资助者）、苏迈尔医生围绕在病人周围。章太炎卧室门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着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他们每人手中举着一支点燃的香，低声啜泣着。
　　7点45分，卧室中传出汤国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弟子们知道太炎先生走了，于是，低低的啜泣变成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吐出两句遗言：“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言与其父如出一辙。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于7月9日发布国葬令。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又单独举行了追悼会。他们曾发过这样一则《通启》：“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内，看到后园内一座新墓，没有墓碑，怀疑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墓看个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劝止，竟遭毒打。亏得有个日本军佐闻讯赶来，知道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军。过了几天，还亲自来祭奠了一番，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几个大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日本兵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抗清英雄张苍水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