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生于书香之族。1875年初春，章太炎才6岁，那天时值下雨，父亲章浚在家邀请了10余位文人、亲友，边饮酒边吟诗词。内有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情趣盎然，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答诵： “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顿时，震惊四座!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这首十分珍贵的“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16岁那年，受父命参加“童子试”，当时试卷的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考场上鸦雀无声，许多考生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引经据典，寻章摘句，大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而章太炎想起鸦片战争后，外国军舰闯入中国沿海城镇，烧、杀、奸、掠；又想到许多清朝官僚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这怎能证明清国“灿烂”呢?于是他挥毫疾书，把满腔积愤洒于字里行间，并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钟点，章太炎便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其他考生，有的仍在咬文嚼字，有的还在挖耳搔头，有的……惟独这名考生才思敏捷，不由暗暗称奇。章太炎正要跨步离开考场，只见主考官拍案而起：“慢，你好大胆!可知罪……”章太炎不亢不卑，坦然自若道：“我之所思，件件合乎当今国人之思；我之所论，桩桩合乎国情之实，何罪之有?”顿时，考场里“哗”地引起一阵骚乱。主考官想驳又驳不倒，气得脸色铁青，又怕事态扩大，可能会连累自己的乌纱帽，速令两名差役把章太炎挟出考场。章的家人见状，知道小少爷闯下大祸，将殃及老爷仕途，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而章太炎却若无其事。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
　　陈存仁对章师说起现在白话文运动中，忽然来了一股妖风，有一位法国留学生名叫张竞生，在北京《京报》上征求性史，就是要各人写出对性欲的经验之谈，并且出版了一本《性史》。这本性史原先是在北方印的，寄到上海数量甚少，上海书商立刻翻印，每天可销一两万本，弄到上海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男性公开讨论，女性在深夜偷偷地看，其中内容最好的一段，是署名“小江平”写的一篇《初次的性交》，写得淋漓尽致。(按：小江平正式的名字叫做金满成，是法国留学生，在里昂曾与陈毅同居一小室。)章太炎听了陈这段话，为之大悦，要买一本给他看看；后来章太炎把这小册子看了一阵说：“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远不如文言文，要是改用文言文来写，要超过金瓶梅，这本性史瞠乎后矣。”接着他又说：“这个白话文的妖风一起，势必会弄到白话文宣告变质。”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时，章太炎十分孩子气地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让人扛着先导，以壮行色。章太炎一点不曾留意这两面大书着他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的旗帜,在规模上超过了唐继尧帅旗的三分之一。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实在无钱度日了，写一张纸条给一位朋友，说“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旁边一人说，既然开口借钱，何不多借两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动，与此君也只有两元的交情。”他对钱实在是在乎的。
　　章太炎日常生活简朴。据当时记载，章太炎饮食简单朴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氏就近购买，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等等。章太炎喜欢吃零食，日常来访他的人，都带许多食物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

　　与汤国梨结婚后，章太炎曾为钱发愁，于是也想敛财。胡适的日记中记叙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名汉第）在熊内阁（指袁世凯当总统时的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章太炎在上海的主要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平时来求字的人很少。上海当时有一家著名的笺扇庄叫做“朵云轩”，老板时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每次总是留下“润笔”50银圆。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文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章太炎并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朋友求墨宝，向来不要钱。笺扇庄朵云轩来，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虽得有人来恳请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章夫人出面，索价每件100银圆。有时银圆收了之后，章太炎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
　　章太炎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清淡。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到了上海。因为章太炎曾做过军阀孙传芳的参议，而且到孙幕中讲学，时人颇多非议，所以门庭冷落车马稀，深居简出。

　　章家住在上海，经济窘迫。但章太炎对金钱看得很淡，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经济全由章夫人调度。章夫人常出去张罗钱财，有时打了包裹，到当铺去典质。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月笙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自以为与章太炎颇有交谊，就领命而去。章太炎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杜氏祠堂记”，断然拒绝。福生带去一千两银子的庄票，反而弄僵了，原样送回，颓然而归，向杜月笙说明实情，说无法办到。后来有人到章太炎家里去，乘机进言，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听了这句话，就问杜月笙的故事，来人就一件一件讲，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来人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就把它送到杜宅，当时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 杜月笙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朋友交给章夫人。这笔钱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