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经《时务报》馆老朋友夏曾佑推荐，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满心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所以高高兴兴地担任起《正学报》的编辑，撰文批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但他没有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打压维新派。等到明白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只是为了在清朝体制下稳健变法的时候，章太炎才径直离去。

　　1900年7月，当唐才常在保皇会的资助下，祭起“勤王”大旗时，章太炎不再犹豫，明确宣布自己矢志反清，投身革命。1900年8月3日，为了显示投身革命的决心，毅然剪去长辨，脱去长衫，换上西装。割发之后，章太炎开始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洪流，与改良派战斗。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

　　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此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为“卓识”。1901年，章太炎割发明志后，随即著文《剪辫发说》，并将其寄给孙中山。文章很快就发表在了《中国旬报》上，这是对章太炎行为的无声肯定。
　　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强烈感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软弱无力，自己提出的种种主张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尽早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谁最接近自己的政治主张呢？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在章太炎看来：黎元洪号召力不够，孙中山不采纳自己的建议……一一数下去，最后长叹一声：只有袁世凯了。于是章太炎开始摇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唱赞歌，攻击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骂他们是“鼠窃狗偷”的“群盗”。但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悔之莫及。他开始认识到革命党人必须重新联合起来，于是主动找到孙中山、黄兴等，开始商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阴谋。

　　1925年3月，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灵柩运到南京。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时，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想起沿途所见所闻，他深感许多革命党人已腐化变质，心中很是气愤。章太炎是革命元勋，达官贵人们自然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附庸风雅，请他题字留念。他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对联一副：“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众人见了，面面相觑，但碍于章的元老身份，又不能发作，只好任凭章太炎的数落了。

　　章太炎还曾作一联挽孙中山：“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因为孙中山死后厝棺的碧云寺，而明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扩建碧云寺的庙宇，再次建坟，准备死后葬此。崇祯初年，魏忠贤自缢后被戮尸，也不能再葬于此。魏忠贤的党羽葛九思，1644年随清军入京，将魏之衣冠葬在墓中，成为魏的衣冠冢。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京逝世后，曾在该寺的后殿停过灵柩，因而此殿后改为中山堂。金刚宝座塔下，成为孙中山衣冠冢。章太炎骂那些尊崇孙中山的人尽是魏忠贤的义子。

　　1935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章太炎对此十分愤慨，当即作诗寄于友人，加以讽刺：“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国民政府在淮河一带不设防坚守，竟把中原轻易丢掉，而仍无动于衷。这就好比南宋小朝廷无耻的大臣，大敌当前，却还在江心寺觥筹交错，自在逍遥。可惜南宋的汪伯彦、黄潜善卖国伎俩不高明，更试看今朝南京诸位官老爷，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大儒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以为是章的旧友，为打圆场，就说：“贫与穷亦有异乎?”章太炎说：“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后来，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1930年，章太炎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章太炎1935年7月立下遗嘱：“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章太炎评论当时流行的新诗：“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在杭州讲学时，章太炎常感肠胃不舒服，且有气喘，所以只预备讲学三五天；讲学日期定后，即在昭庆寺讲经堂举行。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蒲团。章太炎到堂之后，命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应该是没有讲坛的。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对于康有为“伪经考”，大肆抨击，听者兴高彩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竟达百余人。章太炎讲学三天之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讲学便中止。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寓居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两人闲聊。章太炎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太炎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颇为怀疑章还能记得多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书说完，章太炎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1904年，章太炎的《訄书》修订本在日本出版后，古奥的文辞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他的弟子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论断
　　章太炎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反对杨皙子；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当时播为名言。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

　　章太炎将民国以后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是袁世凯式的“枭鸷”，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是孙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