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

　　罗隆基好谈政治。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罗隆基曾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四十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罗隆基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官职，他算是闭了几天嘴巴。后来，祗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便开嘴大骂。
　　1933年初，罗隆基与《益世报》第一年聘约届满时，国民党对报馆施加压力，让该报不再与罗续约，但是被报馆拒绝了。之后罗隆基又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介石政治上“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罗隆基的这些作为，更是引起了蒋介石集团对罗隆基的嫉恨。于是，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报》立即辞退罗隆基，同时派人给罗“捎话”，让罗自动请辞。但报馆和罗隆基不予理睬。蒋介石遂派４名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帮会老大潘子欣。潘子欣与罗颇有交谊，于是从中协调，并致电蒋介石请他对罗谅解。罗隆基以为事情了结，还是照常工作，结果一日路遇枪击，罗和报社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1933年底，罗隆基第二年聘约期满之前，天津市党部又向报馆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张伯苓捎话给罗，邀他去南京面谈。无奈之下，罗隆基同意报馆意见，主动辞去了《益世报》的工作。不久，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通令全国停止该报对邮政和电报的使用，并威胁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惟当地军政长官是问。”《益世报》从此被迫停刊。

　　但同时，蒋介石又很欣赏罗隆基。此时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罗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国民党，而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他却颇为欣赏。据章诒和回忆：“国民党曾请他当部长，而蒋介石亦听过他的讲座”。
　　罗隆基经常骂人，故有人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著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无畏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论断
　　罗隆基擅长政论。他在清华学校曾写过一“论秦始皇”，一开头便一语惊人：“始皇之功，功在焚书；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书……”世人皆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历史之耻，他却不从众论，独树一帜，以为焚书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罗隆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也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
　　罗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由此，他开列了三十五条他认为最重要的权利，全面阐明了他的人权主张。这里面谈到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法律是根据人权产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右派
　　1957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文汇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指责章伯钧与罗隆基为“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有趣的是，章伯钧与罗隆基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跑到章伯钧门前大声责骂，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后共同被批斗的题字里，罗隆基与章伯钧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

　　命运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情史
　　罗隆基的发妻张舜琴是英国留学生，是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张舜琴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罗隆基留学美国期间，因为要著博士论文，远赴英伦搜集材料时结识了张小姐。他的岳父张永福是一位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汕头市长等职。后任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他少年失学但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张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的主人。张舜琴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潘大逵曾回忆罗隆基和张舜琴：“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