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刘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当蒋介石来到安大那天，预料中的彩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碰到的也一脸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驾到。蒋介石心中很不高兴，可还是强撑着冷冷清清地“视察”完安大。

　　第二天，蒋介石马上召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刘文典当然在出席会议之列。开会时间已过，这位校长大人才姗姗而来，还出人意料地穿着长袍马褂。
　　蒋介石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一说当时刘文典躬身将脑壳撞向蒋介石，一旁侍卫急忙挡住；还有一说是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一个月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以“佩韦”为笔名在“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发表《知难行难》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弥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事后曾撰文，对党国政治的专横做过抨击：“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逸事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1938年下半年，刘文典一家历尽艰辛来到昆明。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随后，刘文典入教西南联大。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该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