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话成了讽刺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吉田贞子去世后，辜鸿铭又觅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教学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
　　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他上课前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辜鸿铭要求他们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
　　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叠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叔华回忆，辜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弥尔顿《失乐园》。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辜鸿铭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
　　辜鸿铭先生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诙谐幽默，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辜鸿铭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待着他讲课，辜鸿铭却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6首十几行英文诗。
　　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辜鸿铭在北大教书时，有一年一个毕业班的班长请他给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鸿铭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用什么照片？如果你不怕花钱，给我铸个铜像做个纪念岂不是更好？”
　　偏执

　　民国建立后，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辫子的车夫，拉着他穿街走巷，他家里的仆人，也是一个坚持不肯剪辫子的人。
　　辜鸿铭受的是西洋教育，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
　　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学者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立场

　　慈禧太后过生日，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新编的“爱国歌”以示庆祝。时在张之洞幕中的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爱民歌’的。”梁鼎芬回答说：“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人家唱吧。”辜鸿铭脱口而出的：“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辛亥年冬天，效忠于袁世凯的张謇、唐绍仪以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来游说辜辅袁，辜回敬说：“鄙人命运不济，诚当见弃。然而你们两人，倒也是一个土芥尚书，一个犬马状元。”辜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一位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厌恶由来已久。他曾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公开讥讽袁世凯只配给“老妈子倒马桶”，他还公开说：“人家都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后，辜鸿铭不但没有收敛骂袁世凯的架式，反而变本加厉，改用英文大骂袁世凯对朝廷的不忠，以期破坏袁世凯在国际上的形象。
　　袁世凯对辜鸿铭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一书中记载，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那张极具杀伤力的利嘴，曾被迫托人请辜鸿铭到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鸿铭的关系。当时，辜鸿铭虽然穷困潦倒，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北京饭店的国际聚会时，遇到一个贿选的议员，辜鸿铭指着此人，操英语说道：“这家伙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氏大叫一声，叫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氏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辜氏前腿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将四百元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辜氏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如今中国内政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