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佗说：

　　“说起来我想求你们做的事很简单，过几天我来拜见张常侍，到时候只要求你们在众人面前拜我一拜就行了。”
　　监奴们满口答应了。过几天，孟佗就去拜见张让。当时在张让的门前，停着的车子不下几百辆，人来车往，好不热闹。有许多人没有机会进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都急得要命。孟佗来了以后，监奴们“唰”地一声都跪在地上，向孟佗的肩舆下拜，然后大家一哄而上，把肩舆抬了起来，前呼后拥地把他抬进了大门。其他客人都被这场面惊呆了，心里都在想：这个人和张让的关系真是非同一般啊！从此以后，想要巴结张让而巴结不上的人就纷纷去巴结孟佗，给他馈送的珍宝财物何止车载斗量，孟佗就把其中的一部分送给张让，受到了张让的宠信和器重，举荐他作了凉州刺史。

　　曹操听到了孟陀发迹的一段简史，真是非常气愤，不禁击节长叹说：
　　“宦官专权之祸，竟到了这种地步！”
　　回家之后，气犹未消，睡到半夜，心血上涌，忽然产生了刺杀张让的念头。于是穿上衣服，带着手戟，乘夜色走到张让府第的门口。只见深深的庭院，树影迷离，眼前那些高大而豪华的建筑，真不啻是一座座宫殿。他不知张让住在那间屋子里，见有几间屋子还闪烁着烛光，便在窗前逐个察看。恰巧这时有巡夜的更夫从这里走过，见窗前有一个游侠式的蒙面人在活动，便高喊：“有刺客，来人啊！”话音刚落，便有几名手持武器的部曲出现在曹操面前，曹操挥动着手戟左右招架，冲出重围，飞身越墙，逃离张让的府第。对于这次鲁莽的行动，曹操事后想起来很后悔，也觉得很好笑。《三国演义》有一个“孟德献刀”的情节，说的是曹操行刺董卓之事，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大约就是从这个谋刺张让的故事演变而来的。

　　曹操在尚书台作了几个月郎官，每天只是例行公事，感到没有什么意思。这时司马防在尚书台任尚书左丞，和曹操相处得非常投契。此人是河内郡温县人，是司马懿的父亲，比曹操大6岁，这年26岁。曹操和司马防无话不谈，便把自己不愿在朝中作尚书郎的想法告诉了他，请他为自己另搞到一份职务。司马防答应为曹操想办法，问曹操愿意出任什么职务，曹操说愿意作雒阳令。这时作吏曹尚书的是梁鹄，他善于书法，灵帝因为喜欢他的书法才提拔他作了官。司马防和梁鹄的关系还不错，便向他推荐曹操作雒阳令。梁鹄说：

　　“曹孟德的年纪还轻，雒阳是帝都之所在，情况复杂，应该由更干练的官员来作县令。现在雒阳北部尉出了缺，可以调他出任此职。”
　　司马防把这话转告给曹操，曹操对这个职务也很有兴趣，便欣然同意了。按照汉朝的官制，县的长官大县称县令，小县称县长，令长之下有县丞，掌管文书仓狱，相当于副令长；有县尉，掌管军事及察禁盗贼，维持治安。雒阳是大县，是都城所在地，有尉数人。过了几天，曹操接到了文书，马上便去上任。到了尉廨（谢，xiè）①，见里面一片杂乱，员吏和武士们一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曹操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询问这里的情况。一个年龄较大的人说：

　　“雒阳是天子脚下帝都之地，遍地都是王侯将相、官僚豪势之家，我们敢管谁？敢得罪谁？长期以来，我们这个小小的尉廨，不过是形同虚设罢了。”
　　曹操听了这话，愤愤地拍着几案说：
　　“岂有此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国家有法令，任何人都要遵守。我们居其位，便要谋其政，不然的话，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今后不管什么人，敢有骄纵枉法、扰乱治安者，一律依法治罪，绝不轻饶。你们都必须恪尽职守，凡是玩忽职守或徇私受贿者，绝无宽贷。”
　　然后他下命令：第一，缮治四门，城门必须按时开闭，严加把守。第二，用木板书写各项禁令，悬挂于四门、市场和尉廨之前，务使人人皆知，共同遵守。第三，制造几十条五色棍棒，分别悬挂在上述各地，有犯禁者，无论何人，打死勿论。
　　禁令悬挂出去以后，一般百姓奔走相告，互相约束，没有人敢去触犯，而有些贵戚豪势之家，平时骄纵成性，并没有把这个小小的县尉放在眼里，仍然是我行我素，毫不知收敛。哪知曹操铁面无私，不避豪强，竟把敢于触犯禁令的达官贵人的子弟，棒杀多人。宦官小黄门蹇（俭，jiǎn）硕的叔父倚仗他侄儿的权势，一向骄纵成性，欺压百姓，无人敢管。他听说曹操不避豪强，非常厉害，心中甚为不服，断定他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因而也就没把曹操的禁令当作一回事。他在一天夜里提刀夜行，触犯了禁令，曹操领着人巡夜，正好遇见了他，便把他绑回尉廨，用棍棒活活打死了。这件事立刻传了出去，在雒阳一带成为家喻户晓的头号新闻，百姓听了，无不拍手称快，觉得曹操为他们除了一害；而一些骄纵成性的豪势之家，却为曹操的威势所震慑，不得不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检点起来，不敢随便触犯禁令了。于是雒阳一带的治安情况大为好转，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出现了多年来所没有过的奇迹。朝廷中一些正派的官员，对曹操的作法交口称赞，也影响了18岁的灵帝，他对曹操的作法也很满意；而宫中的近幸、宠臣以及那些骄纵成性的豪势之家，却无不对曹操恨之入骨，蹇硕更是怨气难平。但那些反对曹操的腐败势力，都怕引火烧身，还都不敢马上弹劾曹操，然而却都在磨刀霍霍，暗中酝酿着一个把曹操赶出雒阳的阴谋。

　　熹平五年（公元176）闰五月，年已90岁的永昌太守曹鸾向灵帝上书，要求解除党锢，大赦“党人”。灵帝在宦官集团的怂恿之下，下诏给益州刺史：马上收扑曹鸾，用槛车（囚车）押送到右扶风郡的槐里狱。益州刺史接到诏书后不敢怠慢，奉诏而行，曹鸾被押送到槐里狱不久，便被活活打死了。宦官们又怂恿灵帝下诏：各州郡要查明：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等等，现在作官的，都要免官禁锢，一直株连到五服以内的亲属。由于皇帝的昏庸和受控于宦官，这次宦官集团又对“党人”进行了一次严重的打击。曹节、张让、蹇硕等人在洋洋得意之余，又想起了曹操，积极筹划着把曹操驱逐出雒阳的办法。

　　转眼到了熹平六年（公元177），正值顿丘县令出了缺，曹节等人便启奏灵帝说：
　　“顿丘县人民剽悍，盗贼丛生，非曹操不能治理。”
　　灵帝听信了他们的话，敕命尚书令和吏曹，调任曹操为顿丘令。曹操接到文书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调虎离山，是当权的宦官们用这个办法把自己赶出雒阳。但天子差遣，不能抗拒，只好到顿丘去上任。在顿丘仍然执行他那严明法令，打击豪强的政策，把当地的豪强之家都整肃得销声敛迹，谁也不敢飞扬跋扈了。在顿丘的百姓中间，曹操有了一个严峻公正的好名声。这年曹操23岁，后来在他60岁那一年，正值他的儿子曹植23岁，他教导曹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