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笑一回就散了。
　　第二天王义哭闹不止，蒋秀梅用手摸摸王义额头，感觉发烧了，又用自己的额头靠着王义的额头上，确认王义确实是感冒发烧了。蒋秀梅就抱起王义，一边哄着一边去公社医院。医生也照感冒发烧看的，打退烧针，开了几小片安乃近装在小纸袋里，在纸袋上写着一次只能吃半片。
　　回来后，蒋秀梅给王义吃药，掰半片药片放在汤勺里，小心地倒上一点水用筷子粗的那头把药片研磨成末。然后她把王义抱在腿上，用自己的腿把王义腿夹住，让王义头朝上，用左胳膊托住，王义这时已经知道他妈要干啥了，把头扭来扭去。

　　王朱氏只好过来帮忙，捏着王义的腮帮子，让王义张开嘴，一边捏一边说：“乖，把药吃了就好了。”
　　蒋秀梅看准时机，一下子把药送到喉咙口，汤勺柄一抬，药水流下，王义被迫“咕嘟”一声咽下去，好苦！然后他哭得更厉害了。
　　蒋秀梅赶紧再用汤勺从碗里舀两勺温水，让王义喝下去，嘴里还得说：“苦啊？快喝点水过过嘴，过过嘴就不苦了。”
　　好容易把药喂完，蒋秀梅叹口气：“什么事啊？吃个药跟打仗滴呢！”
　　王义也闹腾够了，一会儿睡觉了。
　　蒋秀梅早上起来看看，王义还没退烧，蒋秀梅只好驮着王义再去公社医院。这回医生发现王义腿不好了，有些抽抽，他对蒋秀梅说：“你抓紧把小孩带人民医院去看看，我怀疑是脊髓灰质炎，就是小儿麻痹症。怪不道还不退烧的！”

　　蒋秀梅吓得要死，含着眼泪带着王义找王永福，王永福在上班，把装了东西的长方体塑料桶码在推车上。
　　他听了蒋秀梅的话，立即到车间主任那请假，两人带着王义心急火燎地赶到南门人民医院，就是王义出生的医院。谁知医生看了以后却说没什么好办法。
　　蒋秀梅听到医生的话，眼泪立即奔流而下，她绝望崩溃了。王永福懵了，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老天爷！我已经得了这个病了，怎么还不放过我儿子！你他妈还有同情心吗？
　　医生见惯了，他又接着说：“不过我们医院有针灸科，你们可以去试试，不过有没有用，就不一定了。”
　　他们抓到了救命稻草，向医生道谢，医生把他们领到针灸科。针灸医生也不敢说治好，只叫他们每隔几天来针一次。
　　下面两三个月，王永福雷打不动地带着王义去针灸，王永福还带着糖来，针灸的时候剥给王义哄他不要哭。最后天可怜见的，王义的这个毛病比较轻微，医生把王义的左腿拉回来了。
　　日期：2019-04-16 21:56:04
　　到八零年，王永福不想老当临时工了，名不正言不顺，当临时工叫人心里不安，说砍就砍了。于是想办法，搞一个曲线救国，先捞点权，有权才好办事。
　　那时流行民选，民主选举，闹洋气。吴二根退下来了，选李成东当队长，王永福当会计。新官上任三把火，两人一上任干了一件大事，庄稼要施肥，千百年来都是农家肥，农家肥虽好，但是积肥太费事了，而且太脏，远不如化肥好使。化肥真是好东西，就那么一点，苗子长得又粗又壮，产量又高。因为东西好，就紧俏难搞，他俩一心要做成，到处打听，知道了有个叫魏振付的，在淮阴生产资料公司做干部，是本乡本土出去的。

　　他们把烟和酒放在魏振付的桌子上，魏振付说：“乡里乡亲的，带什么东西，这忙必须帮！”大笔一挥，批2.3吨碳氨化肥。
　　化肥运到家，队员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还是年轻人有冲劲，敢想敢干。”

　　红头文件下来了，叫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两人忙了好一阵，好在原来分过一次，好地孬地都有数，从此各家干自己的，干部少操多少心。牛没法分，卖了分钱，老牛没人要，宰了分肉吃。吴二根一辈子不知道牛肉的味道，这回有口福了，含着眼泪吃了几块。红旗队就留了一架脱粒机，放在王永福家门口的树下，收获后每家排队脱粒，好在红旗队地已经不多了，脱粒不需要多长时间。后来脱粒机也不见了，就把收获的庄稼铺在新修的柏油马路上去，让汽车来回碾。

　　李成东当了一年小队长，跟大队闹矛盾了，唱反调，不听话。当时分田到户，但是公社和大队还有想法，大队要求“三统一”：统一耕种，统一播种，统一规划。一片种麦子，大家都要种麦子，大的工还要大家一起干，单干的话，谁也干不了，任务怎么完成。
　　李成东不同意，说既然分了地了，就有耕种的自由，人家想种什么，你管不着！再说了，地都分了，人心散了，你还管着人家，谁屌你呢！
　　大队部认为李成东思想很危险，无组织，无纪律，还要自由，报告公社把他的小队长职务撸了。
　　队里的刘保财在公社当团委书记，公社把他拖来兼了红旗队队长。然后刘保财和王永福搭档了二年，期间磷肥厂招工，两人办了一批人进厂，王永福趁这个机会把蒋秀梅弄进厂了。
　　基层小干部官不大，事儿不少，上面安排下来的事情全指望小干部去落实完成，但是小干部也不是三头六臂、千手观音，事情总得一个一个来，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你上面要不催啊，基层干部只好自己把握轻重缓急，好办的办一办，不好办的放一放。只有催得急，督促得严，小干部才会当回事，认真给你办。
　　有件事情突然严起来了，就是计划生育，一下子严得不得了。

　　王永福家离公社医院很近，公社有几批需要结扎的妇女就安排住在王永福家里，怎么腾地方呢，总不能把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让出去。只有小锅屋能腾点地方，那些妇女就带着铺盖卷，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准备第二天结扎。
　　有时候会有通知到，但是没有按时到王永福家集中的，估计就有问题了，肯定是想躲，想蒙混过关，但是国家这回太严厉了，干部们压力也很大。
　　于是三更半夜的，估计躲外面的回来了，大小干部十几个连夜开小手扶去逮，小手扶“突突突突”的声音把农村夜里的安宁碾压成了一滩烂泥。有人在家并且愿意去结扎就上小手扶走，人不在家或者不愿意结扎的，干部们只好搬东西，八仙桌、条桌、椅子、五斗橱、大衣橱。如果说人不见了，人间蒸发了，再没有东西搬了，那就白天来砍树，扒粮食扒房子，把瓦揭了。
　　不过扒房子这种极端情况在一个小队还是少见的，关键在于生产队抓严不严，抓得松的就罚款为主，像那种不结扎生一窝人跑没影了又不交罚款的人家，干部们只好用这个办法。

　　以前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倒好，直接把庙给你拆了。
　　干部们连续工作，奋战了几个晚上，把排查出来的妇女基本上集中到王永福家。偏偏有一家的女人迟迟没露面，害得他们每次去都扑空，当时不少人家都盖上砖瓦房了，这家还是土坯房。
　　抓计划生育的大队副书记堵住当家的问：“你家女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