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篡位的时候，王莽可是十分谦恭的。他生活清苦、为人朴实、大公无私、怜惜下人，其子杀死一名奴仆，他也逼其为奴仆偿命，以至于朝野震动，他的贤名四海名扬。其即位后，却又种种改革措施脱离实际而引发所有社会阶层的严重不满，激化了社会矛盾，以至于他的新王朝在短短十数年时间内便土崩瓦解，而其自身也作为乱臣贼子的典型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王莽篡位自立前，派人逼太皇太后王政君（即其姑母）交出传国玉玺。王政君痛心不已，情知自己引狼入室，毁了汉家天下。她气愤已极，痛斥王莽道：“而属父子宗室蒙汉家力，富贵累世……乘便利时，夺取国玺，不复顾恩义，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随即将玉玺重重地掷在地上。
　　王莽终于拿到了玉玺，却发现缺了一角。原来王政君气愤已极，用力过猛，玉玺砸在石板上，一只角摔碎了。原来完美无瑕的玉玺残缺了一角，王莽很是不爽，于是令工匠以黄金补全了那一角。从此玉玺又称为“金镶玉玺”。
　　这便是历史的“金玉良缘”。这个故事代表着乱臣贼子想要篡夺汉家天下，而这个故事的主角王莽是作者竭力贬斥的“应劫而生”的“大恶”之人。这样说来，“金玉良缘”果真是什么好事吗？
　　而王莽所夺的玉玺，其实就是宝玉所影射的那一枚象征着最高权利的传国玉玺！那么，在《红楼梦》中，发生在宝玉身上的这个所谓“金玉良缘”又指的是什么呢？
　　日期：2017-03-07 22:13:16
　　为什么要隐写历史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读者要问了，《红楼梦》的作者为什么非得这样累呢？要写什么历史，好好写就是了，干吗还要搞得像密码暗语似的，累不累啊？直截了当地将真实的历史写出来，不是更能汲取教训吗？不是更能反清悼明吗？
　　讲出这样的话的人，恐怕就有点太过苛求作者了。作者不是不想那样做，而是不敢啊！
　　写出那样的一部史书，从技术上来讲，当然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要收集材料、对材料进行剪辑，分出本纪、列传、年、表等等，其中的辛苦也并不见得比写一部《红楼梦》来得轻松。
　　但写出来以后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以回答，因为清初的“明史案”已经给出了答案。

　　在前面的章节中，笔者已经向大家提到了“明史案”的一些细节。在这里，笔者想详细地讲解一下。
　　“明史案”的主角是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富户庄廷鑨，自幼崇拜《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也想像他一样写出一部足以媲美《左传》的一部伟大的史学作品来。庄廷鑨，字子相，从小文采出众，十五岁就被从县学里选拔出来，成为贡生，进了当时的最高学府——设在北京的国子监。也可能是天妒“英才”，正在庄廷鑨信心十足地打算迈步仕途时，在其十九岁时却不幸身患重病，虽经花费大把银子抢救保住了性命，却从此双目失明。

　　他极为痛苦，如花似锦的前程从此一片黑暗，曾经的抱负和雄心灰飞烟灭。但他毕竟经过儒家思想的灌输和洗礼，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观念时时激荡着他：人活一世，要么以自己的品德修养树立起万人膜拜的典范，要么在战场上建立功勋，如果两者都不行的话，就只有著书立言，流传千古，总之要青史留名，遗芳百世。他又想到司马迁虽受宫刑能写出名垂千古的《史记》，是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启发，立即灵犀点透，雄心万丈：既然左丘瞎了眼能写出千秋拜读的史书《国语》，我堂堂七尺男儿又有何惧？于是，庄廷鑨以“瞽史”自居，誓言写出一本与《国语》、《史记》相媲美的书籍，流传万代。

　　梦想是美好的，但要真正写出书来，凭他的才能还相差甚远。然而，正在这山穷水尽之时，却“柳暗花明又一村”，从人杰地灵的南浔镇走出的前明名士朱国祯帮了他的大忙。
　　朱国祯，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字文宁，号平极，别号虬庵居士，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此后官运亨通，直升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成为明熹宗天启帝的重要辅臣。然而在其晚年却遭奸党李蕃弹劾，不得不称病辞官，归隐家乡，专心文史。他文才甚高，所著《涌幢小品》清新灵秀，至今令人喜读。他悉心搜集大量史料，想仿照司马迁《史记》等明以前二十一部史书的体裁，编撰并刊刻出一部《皇明史概》，书中包括《皇明大政记》《皇明大训记》《皇明大事记》以及“开国”“逊国”时期的诸臣列传，记录了明朝二百多年的一些历史实事，还有他自己以“朱史氏”名义发的一些评论。

　　朱国祯的明史稿本还很不成形，“曾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几数十帙，未成书”。一心想完成一部煌煌巨著的庄廷鑨于是 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加以编辑，提供的报酬极为诱人，每千字润笔为三十两白银。可以这样说，为了这部史书，庄氏真可谓是下足了血本，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这部史书补写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帝为正朔，用永历等朝的年号，而坚持不肯用清帝年号，斥明将降清为叛逆，更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
　　书成不久后，了了一桩心愿的庄廷鑨于顺治十二年溘然长逝，廷鑨父庄允诚于顺治十七年冬将书刻成，定名《明史辑略》。
　　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清廷很快对此事重视起来。
　　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庄廷鑨明史案正式结案，此案先后因此狱牵连千余人，所有被羁押的犯人在杭州虎林军营被集中宣判执行，囚犯集中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被杀者共七十余人，其中庄廷钺、李令皙、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十四人凌迟处死；杭州将军松奎，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官员，革职查办，撺掇松奎收贿的程维藩被诛。归安，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湖州原任知府陈永命于康熙元年（1662）罢官，至山东台儿庄，自缢于旅馆。棺材被运回杭州，开棺磔尸。其弟江甯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归安县学新任训导王兆祯、推官李焕、湖州新任知府谭希闵（到任只半月）等人处绞。妻子被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者几百人。顾炎武在山西汾阳闻知惨事，悲愤万状，作《书潘吴二子事》及《祭吴潘二节士诗》。

　　《明史辑略》之所以能成书，是因为当时满清的重心还在疆场征战，全部心思在于消灭南明政权，征服全中国，对思想文化这个领域比较漠视，也正因此，这样的在清廷看来“大逆不道”的书才能得以编纂完成并得以出版发行。一旦征服了全中国，满清统治者的重心必然会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中来，加强思想控制，拿有思想的文化开刀，《明史辑略》风头正劲，不幸中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