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高祖试图将李世民打压或冷藏的时候，外部力量就会突然降临，把李唐王朝这张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从困境中解救，并且给予他再次建功立业的机会。不管是武德二年刘武周进犯河东，还是武德四年刘黑闼悍然起兵，或者是眼下突厥人大举入寇，无疑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前，有人曾提出迁都的动议，理由是长安离边境线太近，突厥屡屡入侵，不如一把火烧了长安，把都城迁移到内地，突厥人自然就不会来了。这是一个十分消极的提议，可李渊同意了，他即刻下令，命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前往樊、邓（今湖北襄樊）一带考察迁都地点。太子、齐王和尚书仆射裴寂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如此荒谬的提议，为何有这么多人赞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秦王再立军功。当然，即便是迁都樊、邓，也不能彻底杜绝突厥对唐朝的入侵，但能有效避免突厥对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一旦都城远离前线，突厥人顶多就是在边境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袭扰而已，很难发起针对帝都的战略性进攻。既然如此，边境的防御交给一些普通将领就够了，根本不需要秦王挂帅出征，这样就能达到将这张王牌长期冷藏的目的。

　　对于这个匪夷所思的迁都之议，大臣萧瑀等人都不以为然，因为迁都是动摇国本的一件大事，绝不可草率行之。但既然高祖发话了，他们也只能保持缄默。最后李世民发出了抗议之声，他说：“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定鼎中原！精兵百万，所向无敌，怎么能够因有胡寇扰边便迁都躲避，这不是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吗？当年霍去病不过汉廷一将，尚且志灭匈奴，臣忝备藩维，请给臣数年时间，定当拴住颉利的脖子牵到宫门。如若不成，迁都未晚！”

　　太子大为不屑地瞥了秦王一眼，说：“当年，西汉樊哙大言不惭，曾经说要率十万部众横行匈奴，秦王今天的话何其相似。”
　　李世民据理力争：“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哉！不出十年，儿臣必定漠北，绝无虚言！”
　　李渊最终打消了迁都的念头。突厥二可汗的大军已经长驱南下，很快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即便他内心仍有迁都之念，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要先打退突厥大军。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七月二十一日，李渊命李世民挂帅出征，迎战突厥，同时安排齐王李元吉当副帅。秦王李世民在危难之际重新走上战场，太子李建成自然感到强烈的不安。他怂恿嫔妃们一起向高祖李渊吹风，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可事实上得到贿赂就退兵了。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就他篡夺帝位的阴谋！”
　　李世民以超常的胆识和谋略，兵不血刃地逼退突厥大军，成功地与小可汗突利缔结为政治盟友。当秦王李世民再次凯旋回朝时，李渊感到欣慰，穷凶极恶的突厥人终于走了，京师长安总算化险为夷。但李渊同时也感到无奈和不安，因为秦王头上的光环更加璀璨了，他对太子的威胁也更大了。
　　但他又能怎么办呢？即便秦王李世民不是帝国的中流砥柱，他也是自己的儿子。只要他没有公然夺嫡篡位，就只能保持现状，维持平衡。他一方面必须遵循“立嫡以长”的原则，始终维护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另一方面也要念在秦王长年征战、劳苦功高的分上，给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地位。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把一碗水端平。

　　政治对手步步紧逼，李世民意识到自己必须先稳定大后方。此前他已将自己的嫡系、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派驻洛阳。眼下，为了迎接这场生死较量，他又特意命麾下骁将、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亲信侍卫一千余人前往洛阳。李世民给了张亮一大笔钱，让他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做好一切应变准备。万一在长安的斗争中失利，李世民打算退守洛阳，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形势一再恶化，实在迫不得已，就与李建成裂土而战。

　　然而，此次秘密行动却没有逃过齐王李元吉的眼睛。他立刻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李渊随即下令逮捕了张亮，命有关部门调查审理。但不管审讯官员采用什么手段进行逼供，始终无法从张亮口中得到只语片言。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朝廷只好将他释放。张亮随后便按原计划率部赶赴洛阳。
　　日期：2017-03-20 09:31:50
　　4兄弟下毒，秦王吐血数升
　　武德八年（公元626年）年底，在太子举行的夜宴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的“毒酒事件”。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建成）与元吉谋行鸩毒，引太宗（李世民）入宫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并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办法。

　　李渊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建成年长，当太子时日已久，我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你们兄弟同处京师，暗斗日烈，终究不能不相容。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都由你做主，可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李世民泣不成声，他说：“这儿非臣所愿，儿臣岂可远离膝下。”

　　李世民这是在故作姿态，其实李渊的安排他正求之不得呢。唐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除非天子下诏，兵部颁令，将领才有权统率军队，否则即使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十二卫大将军，平时手中也没有兵权。而在长安，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加起来要比秦王府强大得多。东宫曾私募长林兵两千余人，而齐王也一直在“募壮士，多匿罪人”（《旧唐书·巢王元吉传》），两人兵力相加，总数应该不下于三千人。秦王虽然也“蓄养勇士八百余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但明显处于劣势，一旦双方在京师开战，秦王很可能会吃亏。出镇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上上之策。

　　李渊最后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很近，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看你，你不必伤心。”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大感不妙。秦王一旦到了洛阳，就掌握了土地、城池和军队，这无异于猛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如果把秦王控制在京师，要摆平他易如反掌。
　　随后太子便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声称：“秦王左右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一听说要前往洛阳，无不欢呼雀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同时授意心腹大臣向高祖分析其中利害，劝他收回成命。在近臣的游说之下，李渊中止了命秦王赴洛阳的计划。
　　“毒酒事件”在在总体上应该真实，可能太子使用的毒药是慢性毒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某些具体细节可能存在增饰夸大。人体失血的极限为1.9～2.8升，李世民的“吐血数升”很明显已经突破了失血极限，绝不可信。李渊也不可能对李世民所说“建天子旌旗”的话。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李渊不会不明白“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这么做就意味着分裂和战争。贞观史臣之所以这么虚构，无非是表明李世民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从而为李世民日后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提供更多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