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联姻恰好发生在秦孝公正式变法的前一年，这不是偶然，是秦孝公为了对抗赵魏韩联盟，拉拢楚国采取的外交策略。楚宣王也很够意思，终他一生，没有对秦国大动干戈，秦楚基本处于相对友好状态。
　　楚宣王对秦国的友好，当然不可能是完全看在联姻的份上，更多的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秦楚之间的友好，无疑让赵魏韩三国投鼠忌器，如果对秦国下手，楚国会不会出兵援助？秦楚与赵魏韩双方的势均力敌，谁也不敢率先挑起战火，战争自然打不起来，这使秦国避免了在变法前遭到群殴的惨痛局面。
　　通过与楚国的联姻，秦孝公基本上解决了外患，至少在未来两年，秦国只要不主动挑衅，不会遭受大战的危机。这两年对秦国弥足珍贵，秦孝公终于可以将精力集中于内政，放开手脚干一番革故鼎新的大事业了。
　　日期：2016-11-18 22:12:19
　　变法
　　对于变法，秦孝公一直很渴望，也一直很谨慎。秦孝公正式变法是在即位后的第六年，但《秦本纪》也有记载，“三年，卫鞅说孝公……卒用商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如果这段事实没错，说明在正式变法前，秦孝公曾小规模推行过商鞅的新法，试试效果。
　　这段试法时间为期三年，刚开始正如商鞅所预料，变法特区里的百姓对新法很不满，觉得扰乱了他们一如既往的生活方式，但过了三年，特区百姓习惯了新法，对变法的态度来了个惊天大逆转，深以为便。
　　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孝公才决定将新法推向全国。

　　秦孝公六年（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拉开序幕。这场变法因为是商鞅谋划与主导，所以史称“商鞅变法”。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这场伟大的变法中，秦孝公对商鞅给予了绝对的支持。首先是权力支持，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左庶长虽只是秦国二十等爵的第十级，但权力非常大，既管政治也管军事，是秦国最有实权的官职之一。
　　其次是行动支持。在变法运动中，商鞅可以便宜行事，任何决策都得到了秦孝公不打折扣地支持，包括对违反新法的太子的处罚，秦孝公也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商鞅这边。
　　手中掌权好办事，领导支持底气足，在守旧派的质疑与不满声中，商鞅大义凛然地启动了变法。对于这次变法的成败，商鞅信心十足，他坚信变法能取得成功，但他也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变法更是如此。于是，他决定循序渐进，将变法分为两个阶段，本次推行新法只是第一阶段。
　　本次变法的内容主要如下：
　　日期：2016-11-19 12:30:16
　　一，令民为什伍，而相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
　　建立什伍制度，百姓十家为什，五家为伍，各家各户相连相保，即以法律规定，人人都必须干朝阳群众的活，同伍的家庭如果有人犯罪，其他家庭知道了必须举报。不举报？也成，你不怕死就干，陪犯罪的邻居一块坐牢砍头，这就叫连坐。新法规定，做朝阳群众有赏，告发奸人等于战场杀敌立功。想包庇罪犯？你试试看？等同降敌！
　　此举意在便于管理民众，维持国内秩序，打击不法分子，同时也是为变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罪相连坐”的方式绑定各家，谁不服从新法，谁就是坏分子，知情不举的等同坏分子。这样一来， 百姓们都担心自己的抗法被人举报，自然就不敢再公然抗法了（但平心而论，此法未免太过残酷）。
　　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强迫百姓分居，想四世同堂？门儿都没有！新法规定，老百姓家中有俩男丁以上的必须分居，谁敢不分居，加倍增收赋税。
　　此举意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先秦时期以家为单位征赋，民多而家少，势必使政府的税收减少。因此，商鞅才采取“不分居而倍其赋”的方式，迫使男丁们离旧家建新家，增加政府控制的户口数，为政府增加税收。
　　三，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赏罚分明，有军功的赏，打架斗殴的罚。具体执行方式是，按功劳大小赏赐爵位，按斗殴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此举前者鼓励国民从军立功，有力气都往战场上使，别几个乡里乡亲的天天大打出手，这无疑可以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后者则是为加强中央集权。因为所谓私斗，并不完全是指普通百姓打群架，有时也指“邑斗”，即奴隶主之间为争夺利益，而进行的武力斗争。商鞅立法阻止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实力，加强中央集权。此外，奴隶主之间不准私斗，就难以进行兼并，以至出现几家独大的局面，对君权构成威胁。

　　四，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确立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农业是本业，商业是末业，老百姓弃农从商叫本末倒置，后果很严重，新法规定，这种人严惩不贷，把他和他的老婆孩子都发配到官府终生劳改（做官奴婢）。当然，有罚必有赏，农业生产干得出色，尤其是那些纳税大户，政府给予免除劳役的赏赐。另外，秦国不养懒汉，对于因懒致贫的人，政府不但不会不同情，还要把他发配到官府终生劳改。
　　对于商鞅重农抑商的国策，不能根据近现代社会状况分析，现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少数人可以完成全民物资生产，而商业的盛行，不仅不会导致物资缺乏，反而会促进生产与消费，带来经济的腾飞。但先秦时代生产力低下，即便全民参加农业生产，如果老天爷发个脾气，风不调雨不顺，就会出现饥荒。如果还有大量人民弃本务末，这种饥荒的程度必然更严重，这时一旦有诸侯国乘人之危，这个国家基本上就可以用来回忆了。

　　除此之外，战国时期是个战争频发的动乱时代，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供养军队需要粮食，打战更需要粮食。商人本身不生产粮食，他们只是贱买贵卖，而当时商路并不十分畅通，遇上战事就更麻烦，而且还要防止商人乘机抬高物价，因此国家不能将粮食的需求寄托在商人身上，以耕养战无疑是当时最明智的选择。所以说商鞅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五，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贵无所芬华。
　　这一条是用来专治秦国贵族的各种不服，而且下手非常狠。贵族们最喜欢干的事是什么？拼爹，拼爷，拼祖宗，就是很少拼自己。现在商鞅颁布新法，贵族除了拼自己，拼谁都不行，没有建立军功的公子哥，不管你爸爸你祖宗是谁，一律剥夺贵族身份，不得入籍。
　　没有被开除出籍的贵族，或者官僚，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着性子胡来，一定要有尊卑等级观点。以前你作为一个贵族，想占多少土地房产，就占多少土地房产，只要胆子大，占领全天下。但现在不行，你是什么级别的爵位，就只能按级别占有，包括家里的奴仆该穿什么衣服，都得视等级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