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风俗鉴》记载，古代蒙古人甚至有把年过70仍然没有死掉的老人抛到远处，任其冻饿而死的习俗。他们认为老而不死是这个家族一种不祥之兆，这种人死后会成精怪作妨害后人，这种老人用过的东西也是不洁之物，最好不要留下继续使用。其曰：“如果人是老死，富裕人家的做法是把死人连同他的住房帐篷一起埋葬掉，其活着的后人会带着其他东西搬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不吉利了，如果是穷人则把老人的尸体扔到远方去。”可见古代西羌“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的习俗在后来蒙古人中继续延续着。

　　日期：2013-12-22 09:52:55
　　波斯人写的《世界征服史》对成吉思汗蒙古人的有这样的描写：“蒙古人视战斗之日为新婚之夜，他们把枪尖看成美女的亲吻。”
　　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曾与他最亲密的“那可儿”们（蒙古语伴当，伙伴的读音）畅谈什么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成吉思汗总结说：“让敌人恐惧流泪，把敌人的美妻揽在自己怀中，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成吉思汗这种幸福观正是游牧文化本质特征的生动写照，这种文化特色可以说是一成不变的，乃是因为千万年来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并没有什么改变。据明人《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八旗兵一旦听闻出兵作战，整个山寨所有兵丁立即节日般欢腾起来：
　　“人人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为抢掠财物故也。”又曰：“胡人（指满洲人）以面颈带搬（伤疤）者为荣，以不得损躯国事，死于牖下为耻。”
　　如此就与当时大明军官兵视辽东作战为畏途，视八旗为虎狼完全不同了，战争的结局其实早就注定了。
　　在血腥的杀戮中，古代阿尔泰游民族还有了以人头盖骨做酒杯饮器的习俗，对此中外史书都有记载。司马迁说，匈奴则喜欢把战败方首领的头颅做成酒杯，还要包嵌金边银边并上漆，使用这样的酒杯饮酒是一种荣耀。《魏书》记载：“肃宗（北魏皇帝）初，弥俄突（高车可汗名）与蠕蠕主醜奴（蒙古语狼“赤那”的异写）战败被擒，醜奴系其两脚于驽马之上，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由此可知这种习俗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是传承不衰的。

　　人头盖骨在所有的动物骨头中算是最坚硬的了，容积又大，的确是理想的碗器制作材料，以此制作的酒杯不但便于携带，还经久耐用。人头做成的饮器在史前考古中不断被发现， 8000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中就出土了用人头盖骨制作的牌形饰物，4500年前的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过完整的人头碗，可知这种习俗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
　　笔者还从蒙古说唱史诗《格萨尔王》中得知其“工艺流程”：草原英雄“格萨尔”先把七个工匠的头颅砍下，再放进大锅中煮熟，然后锯开头颅骨，剔洗干净，再包镶金银。他用头颅杯盛上七种美酒，祭过“乌麻”（蒙古语“圣母”）后，把酒杯献给了契丹皇帝。
　　原来头颅先要煮过！水煮后的头颅才坚硬光滑，适宜加工制作。一种古老的工艺技术就这样被游牧民族代代相传着，这种头颅酒杯后来又成为喇嘛们的常用法器。
　　人头饮器作为一种文化标识和民族标识，确可以在考古挖掘中用来指认民族背景，从而把远古历史文化遗存与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
　　且不可想当然地把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视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已经注定了他们特别不能忍受的就是“和平”的折磨。草原民族永远盼望着能出现一个“巴图鲁”（蒙古语勇士的读音），把他们组织起来，从而把战火烧到草原之外。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成吉思汗的出现，游牧社会内部将永远处于无休止的互相残杀中，变成一盘散沙而衰弱不堪。
　　《隋书?突厥传》就记述了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如此此种情形，曰：
　　“东夷诸国（东突厥），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鞑靼）前攻酒泉，其后于阗（和田），波斯，挹怛三国一时皆叛，沙钵略（突厥可汗名）近趣周盘，其内部薄孤，束纥罗（突厥族名）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族名）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娑毗是鲜卑的异写，设是蒙古语箭的读音）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

　　阿尔泰游牧民族既然以征战掳掠为生，游牧部族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处在这种“仇敌怨偶，泣血拊心”状态中。游牧民族都有冤仇必报的信念，为血亲复仇被认为是每一个氏族成员的基本义务，如此一来无休止的互相残杀就不可避免。
　　《蒙古秘史》描写了成吉思汗崛起之前的蒙古高原的情形：“星天旋转，诸国战争，就连上床睡觉的时间也没有，互相抢夺，互相掳掠。”
　　《史集》有言：“突厥各部族和诸种蒙古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互相作战厮杀，他们互相对抗，互相争吵，互相掠夺，就像住在伊朗的阿拉伯人一样。”
　　《清实录》则曰：“当时（指努尔哈赤崛起之时）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对于阿尔泰游牧民族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能不断发现战争机会的首领，他们永远期盼着能出现一个不断增加他们财富的可汗。成吉思汗临死之时对其子孙这样嘱咐道：
　　“吾儿，父殆至寿终矣！赖长生天之助力，吾已为汝等建立如此大帝国，自国之中央达于四方边极之地皆有一年行程，设若汝等欲得其不致分解，则必同心御敌，一意为汝等友朋增加富贵。”（《元史?太祖》）
　　成吉思汗从未上学读书，不识任何文字，却掌握着最为精深的政治哲学，他向子孙传授的是基于人性，简单明白，人文哲学之精髓。就是要不断增加麾下将领们的“富贵”，亦即权力，也就是不断扩大帝国版图和统治区域，此乃游牧帝国向外扩张的内在动力。游牧帝国的稳固有赖于这种持续不断的征服，倘若停歇，内部便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互相倾轧，最后导致分裂。掳掠能满足人一时的欲望，但欲望会不断膨胀，满足这种不断膨胀的欲望只能去不断征服，不能让战火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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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牧文化中还有一种内在的机理，能把凶残好战的酋长推上可汗宝座，把柔弱仁慈者无情地抛弃，在这种生存方式和文化背景下，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还演化出了一些非夷所思的习俗，例如鲜卑拓跋魏的“杀母立子”习俗，曰：
　　“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魏书?皇后列传》）
　　意思是说鲜卑拓跋自古就有这样的习俗，在立皇太子之前，必把他的生母先杀死。
　　人们容易理解“母以子贵”的道理，可能难以理解这种“母以子死”的道理，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习俗呢？应知这种看似野蛮的习俗，其实有内在的合理性，与游牧民族独特的生存方式相适应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