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的首、项、胸、腹、腰同时配置徽章：“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这确保了部队的战斗行列不发生紊乱。胆敢“亡章者”、“乱先后”者，“逾五行而后者”，斩首。将吏“见非不诘，见乱不禁”者，“其罪如之”。《尉缭子》传是尉缭的作品。尉缭生卒年不详，魏国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命为国尉。他对秦皇的性格做过有趣的分析。

　　士卒若在战争中不幸而战死，自有人替他报功，后方会准确无误地让其儿子继承应得的爵位和功勋。若有幸而存活下来（这样的人是大多数），凯旋之日，鲜花和无上的荣耀将属于他们。与此天差地别的是，若作战被俘，就算活着逃了回来，也要被罚为奴隶。假如阵前投敌，那就更该死了，不管是大将还是普通士兵，都得死，妻儿籍没为奴。秦末战争，章邯率手下二十多万关中籍秦兵投降项羽，这等于是参加了叛乱，秦士卒便担心“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丞相范雎保举郑安平出任秦国大将，结果战事不利（长平之战后秦军挥师围困赵都邯郸），郑安平率二万人投降。“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我也是心里一惊，这么说，在秦代做官的风险也忒大了么。事实是，上述引文应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一则相校读，这样所得到的信息就比较全面。该“答问”说：

　　任人为丞，丞已免，后为令，今初任者有罪，令当免不当？不当。
　　保举他人为丞，丞已免职，事后本人为令，如原来保举过的那个人有罪，令应否免职？不应免职。[7]
　　根据上文释放的意思，保举连坐是双向的，被保举者犯罪，保举者应连坐，同样的，保举者犯罪也要连坐被保举者。但是，如果被保举者已经迁官，就不必再对原保举者的犯罪负连坐责任。郑安平是范雎保举出任大将的，并没有迁官，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史记》的意思是，秦昭王循私枉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放了范雎一马。秦昭王有资格这样做，但能不能这样做，这是个问题。
　　日期：2014-09-18 14:24:34
　　【连载55】
　　贾谊总结秦皇的统一中国是“奉六世之余烈”，这六世是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其中秦昭王在位的时间最长，达五十三年，历史地看，其所建立的功勋亦最大。秦昭王公元前306年即位，此年秦国的形势是：东面刚把战线推进至黄河沿岸和宜阳一线，南面刚夺取了蜀和汉中。一过黄河，映入眼帘的便是诱人的韩、魏、赵的国土，后来果然在那里发生了决定性的长平之战。如果旅途顺利的话，车过宜阳，前面就是秦人梦寐以求的中原腹地。而蜀地是楚国的卧榻之侧，秦国酣声如雷，楚王就无法安枕。从地理的角度来看，秦昭王初年的秦国，确是取得了有利于进攻的位置，这就如士兵的进入战壕。但彻底把冲锋号吹响，并且歌声嘹亮的，却是秦昭王时期。

　　昭王十四年（前293），伊阙一战，是对韩国的最沉重打击，韩国从此无险可守，几乎成为秦国的附庸。昭王二十四年（前283），林之战，是对魏国最严重的威胁，从此秦军连续不断地兵临大梁城下。昭王二十九年（前278），郢之战，占领楚国都城郢，一举摧毁楚国的根据地，迫楚东迁，楚国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成为秦国的对手。昭王四十七年（前260），长平之战，打垮了秦国最后的强敌赵国。这一番组合拳下来，完美地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基业，巍然的帝国大厦已见雏形，此后不过是摧枯拉朽而已。

　　如若假以天年，扫灭六国的事，秦昭王可以做到。因为他是如此的老而不朽，理性得恐怕连做梦都要有条不紊。有一次他生了病，每个里的民众都买了牛，家家为他祈祷。秦昭王的侍从官外出遇见，进宫祝贺说：“百姓竟然每里都买了牛为大王祈祷。”秦昭王派人去调查，果有此事。大家都喜滋滋地，秦昭王却是脸一沉，说：“罚他们每里出两副铠甲。”面对诧异，秦昭王解释说：“没有命令而擅自祈祷，这是因为爱戴我的缘故。他们爱戴我，我便要改变法令以同样的心去回报他们，如此一来法制的权威岂得建立？法制不建立，这是乱国亡身的途径啊（法不立，乱亡之道也）。”

　　秦昭王这番话自有他的司法依据。《法律答问》说：
　　“擅兴奇祠，赀二甲。”何如为“奇”？王室所当祠固有矣，擅有鬼位也，为“奇”，它不为。
　　“擅自兴造奇祠，罚二甲。”怎样算作奇祠？王室规定应加祭祀的已经有了，此外擅自设立神位，就是奇祠，其他的不是。[8]

　　又一则故事说：秦国遭遇了严重的饥荒，应侯范雎请求向饥民发放皇家五大苑囿里的的草薯、蔬菜、果实等。秦昭王说：“我们秦国的法制，民众有了功劳就受到奖赏，有了罪行就受到惩处。现在如果发放五苑的蔬菜、草薯这此东西，那就是使有功劳的人和没功劳的人都得到赏赐。使民众有功劳的和没功劳的都得到赏赐，这是使国家陷于混乱的节奏。发放了五苑中的东西而使国家陷于混乱，不如丢掉这些枣子、蔬菜之类而使国家得到治理。”

　　日期：2014-09-19 08:43:59
　　【连载56】
　　秦昭王的话很委婉，其实意思比钢铁还硬，就算饿死饥民，也要使法制得到确立，国家得到治理。“法不立，乱亡之道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这里面的信息不够强烈么？你要讲法家薄情也可以，你要讲法家寡义也可以，你要讲法家刻薄寡恩六亲不认如顽石，也随你的便。但有一点必须弄明白（否则对不住法家），法家以怎样的力道强调重刑，法家同样以怎样的力道来强调禁止滥刑，特别是对王权的约束。这便是法家的家法，正如“外儒内法”是西汉的家法一样。汉宣帝是西汉第十位皇帝，一次教护太子刘奭不小心说露了嘴，把皇权顶级机密给捅得底掉:“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讲周政的儒家不过是面上的风雅，骨质里还是霸王之道在运作，在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汉宣帝是明白人，他知道儒家是润滑剂，但到底替代不了齿轮。其子汉元帝不明白，所以汉元帝的汉朝就开始出了大事。当然这是后话了。那么且看守法的鲠介之臣是如何维护法的动作的，虽是汉朝的典故，但汉承秦制，连“秦正朔服色”亦“袭”之（《史记·历书》），可见袭的彻底，是可以比类的，此情此理者也。

　　廷尉在中央是最高司法官，专门处理诏狱（皇帝指令的狱案）和郡县诸侯国的疑难案件。张释之在汉文帝时期担任廷尉一职，有二起案件，《史记》浓墨重彩了一番，一是“中渭桥犯跸案”，一是“盗高祖庙座前玉环案”。
　　皇帝出行，照例要戒严，叫清道。文帝出行路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突然从桥下慌慌张张地跑出一人来，惊了文帝的坐骑。文帝把这个“犯跸”之人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判他触犯了清道的禁令，处以罚金。文帝对这个判决很不满意，讥刺张释之说：“这个人惊了我的坐骑，幸亏我的坐骑温顺，不然一定要把我摔伤，而我们的廷尉大人却只判处罚金！”张释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