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正义呢！公道自在人心也包括手握重权之官员的自律与敬畏，这样的日子便是乾坤朗朗。秦人口齿清晰地拒绝了权对法的指手划脚。日本学者堀毅在《秦汉贼律考》一文中指出：“秦律事实上并不象《史记》或《汉书》等史书所说的那样严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备程度堪与唐律相媲美。”《周易·噬嗑卦·象辞》说：本卦下卦为震为雷，上卦为离为电，雷电交合是噬嗑的卦象；先王观此卦象，取法于威风凛凛的雷、照彻幽隐的电，思以严明治政，从而明察其刑罚，修正其法律。也不过是这样的理想。秦人的真实之处在于并不满足于“动嘴”，却是扎起袖子，挽起裤脚地去做了。南宋朱熹就很服膺这样的实干精神：

　　问：“关中形胜，周用以兴，到得后来，秦又用以兴。”
　　曰：“此亦在人做。当春秋时，秦亦为齐晋所轧，不得伸。到战国时，六国又皆以夷狄摈之，使不得与中国会盟。及孝公因此发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后来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会做底，故相继做起来。若其间有一二君昏庸，则依旧做坏了，以此见得形胜也须是要人相副。[2]”
　　做过亭长的刘邦，对秦律之精神实质的把握理当不比刀笔吏出身的萧何、曹参逊色，所以讨厌儒生，见一次嘲弄一次，拿来儒帽当尿盆。这是因为不从事具体工作，妄图凭借巧妙的言谈和空虚的理论来博取官爵，这样的人叫做“劳民（奸巧的人）”。“劳民者其国必无力[3]”。这个结论谁都怕，不只是秦孝公。刘邦清晰记得商鞅的教导：
　　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从事农战的人有一千个，读《诗》、《书》、讲智慧、能辩论的人有一个，这一千个人就都懒于农战了。从事农战的人有一百个，搞手工业的人有一个，这一百个人就都懒于农战了[4]。
　　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

　　国家废去空言，人民就会朴实。人民朴实就不浮荡。人民看见君上的利禄是从农战这一个孔儿出来，就都专心从事农战[5]。
　　日期：2014-08-30 08:42:17
　　【连载二十】
　　从一个孔儿出来的“壹”指的就是农战，富贵利禄皆从那出，别有他途，上至宽衣博带的龙子龙孙，下及黎黑面孔的平头百姓，皆有机会。原没有机会的，秦孝公后槽牙一咬，商鞅铁心一横，生生给找补出机会来，那就是砸了谁的金饭碗，然后机会平摊。陈胜委曲地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应该从这时候算起而不应是秦末。
　　商鞅之法，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就是说，秦君的本族没有军功，取消宗室资格，不得在宗室名册上登记，不得以血缘关系取得爵禄。这本没有什么稀奇，李悝、吴起都试点过，然而到头来唯独秦国一杆子插到底，做得那样漂亮而彻底，这就是稀奇的地方。公子虔真倒霉，先后挨过二次惩罚，最后一次被割掉鼻子——劓刑，基本也就毁掉了他的仕途，因为秦律规定，刑余之人是不可以做官的。贵族祝欢乃至丢掉了性命。又有几百人被押至渭河边处死，浩淼河水为之赤。之后便成为国际间的共识。触龙所以能说动赵太后，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现在您把长安君的地位提得如此之高，又封给他肥沃的土地，给他很多珍宝，却不趁现在这个时机让他为国立功，一旦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长久立脚呢？赵太后意识到真理在触龙那边，遂同意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以换取齐、赵联盟共同对抗秦国。

　　潮流如此，孙中山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商鞅的耕战政策终于显山露水地端了出来，它将所有成年男子变成耕战之士，这是一种以县为单位进行战争的体制。你可以这样认为，它基本是全民皆兵，也是全民皆农。“壹赏”就是耕战，凡赏皆从它出。“壹刑”就是无论谁人，犯法必究。所谓“壹教”就是统一认识，把全民的思想统一到“壹赏”、“壹刑”这个认识上来。
　　全国一盘棋的工作当然有难度。想当年秦国建立南郡的时候是公元前278年，至南郡的郡守腾给本郡各县、道发布《语书》的时候是公元前227年，秦廷统治南郡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可是郡守腾还是不得不承认：“现在法律已经具备了，仍有一些官吏、百姓不加遵守，习俗淫侈放恣的人未能收敛，这是不执行君上的大法，助长邪恶淫侈的人，很有害于国家，不利于百姓”。腾并以颇刺耳的口气斥责乡俗为“恶俗”，这说明秦的统治措施在占领区的贯彻相当艰难。商鞅于是亦以不那么顺耳的口气提到：

　　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国君在上面制出法令，人民在下议论法令，这就是法令不定，由人民代替国君来议定法令了，也就是所谓名分不确定了。名分不确定，尧、舜还要曲曲折折地违犯名分，而况一般人！这样就促使奸恶大起，国君失掉权威，乃是国家灭亡、社稷消毁的道路[6]。
　　日期：2014-08-30 15:28:55
　　【连载二十一】
　　禁止有碍国富强兵的议论是不分等阶贵贱的，是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7]。”基于此而言，李斯的焚书建议，并非李斯的首倡或者罪大恶极，却是秦法的一贯延续，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罢了。
　　动了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又拿刑罚来高压他们，却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叛乱，这又是值得一奇的地方。不可能让曾经养尊处优的那些人饿死，但又必须让他们接受“不得为属籍”的残酷现实，我认为，这个连呼吸都不免疼痛的艰难过程，秦孝公和商鞅一定运用了某种智慧，公险为夷，遇难成祥。
　　日本著名学者加藤繁，以拓荒之力详细论证了《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8]，令人敬佩。所谓国家财政是指统治天下的财政，所谓帝室财政即为天子个人的生活、地位而运筹的财政。根据加藤繁的研究，帝室财政的收入就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1、山泽税；2、江海陂湖税；3、园圃税；4、市井税；5、口赋；6、苑囿池籞的收入；7、公田的收入；8、献物及酎金；9、铸钱等。支出包括：1、膳食费；2、被服费；3、器物费；4、舆马费；5、医药费；6、乐府及戏乐的费用；7、后宫费；8、少府、水衡的杂费；9、赏赐费；10、皇太后、太子各宫的费用的一部分。汉文帝宠幸邓通，有相者说邓通将来会饿死。汉文帝说：“邓通富有不富有，在我一句话，怎能说他会贫困而死呢？”于是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邓通，并给他自行铸钱的特权，“邓氏钱”自是流布全国。这是汉室应用私家财政赏赐臣下的例子。“道”相当于现今的少数民族自治县。铜山收入归帝室财政，汉文帝有权支配，因而是合理合法的，并不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