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妥的奏表呈上后，苏威对他恨之入骨，二人意见往往相左，苏威大怒，说道：“少了一个何妥，不愁找不来博士！”何妥应声回答：“没有苏威，也不愁找不来宰相！”当时，隋文帝下诏命令群臣制定皇家音乐，苏威的儿子苏夔担任太子通事舍人，意见又与何妥的不同，群臣因苏威的缘故，大多都支持何夔的意见。何妥又羞又气，说道：“我教书育人了四十多年，今天难道要栽到这个后生小儿的手里吗？”遂上奏隋文帝道：“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互为朋党。朝廷官员称王弘是世子，李同和为叔，意思是说他们二人一个是苏威的儿子，一个是苏威的老弟。”又提及苏威采取不正当手段任命其堂弟苏彻、苏素等人为官等事。隋文帝下令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负责查办，结果，何妥所言大多属实；经过调查，有关部门上报称：房恭懿是尉迟迥一党，不当入仕。苏威、卢恺二人举荐，后被任命为海州刺史；备选人才很多，卢恺往往不给人家任职，就打发回去了。苏威的堂弟苏彻、苏素二人被举荐后，苏彻的文书后到而先用，苏素左脚残疾，没有一点才能，卢恺因苏威的缘故都授予了朝请郎。隋文帝大怒，说道：“卢恺竟敢用天子之官来换取个人利益！”卢恺谢罪道：“皇太子想要将通事舍人苏夔任命为舍人，臣认为他不该被晋升，再三坚持才作罢。臣如果与苏威有私情，岂能如此！”隋文帝说道：“苏威的儿子，人所共知，你才故意坚持，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至于人所不知的，你就朋比为奸，这正是奸臣所为！”开皇十二年七月一日，隋文帝下令免去了苏威的官爵，以开府仪同三司（正四品）的身份回家闲居；开除卢恺的公职，因此事而受到牵连的知名人士就有一百多人。

　　日期：2014-06-09 11:43:24
　　在这一百多人中就有吏部侍郎薛道衡等人。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人，是隋朝著名的诗人。他在北齐时期就很有名，曾任北齐散骑常侍、尚书左外兵郎、中书侍郎，与卢思道、李德林齐名。脍炙人口的《人日思归诗》：“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就出自他的笔下。这次，薛道衡也受到牵连而被流放到岭南。当时，晋王杨广镇守扬州，曾派人暗示薛道衡取道扬州，答应上书隋文帝将其留在自己的幕府。薛道衡不愿与杨广走得太近，遂接受汉王杨谅的建议，取道江陵南下了，杨广得知后，一直心怀不满，但却爱惜他的才能，对他仍然非常敬重。

　　开皇十二年苏威免官事件决不是偶然的。北周以来，门阀制度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在选人用人方面不太讲究门第，等到卢恺担任吏部尚书以后，与薛道衡、陆彦师等人开始甄别士庶，以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因此招致结党营私的抨击。不久，隋文帝说：“苏威是位德才兼备之人，只不过受人蛊惑罢了。”遂下令命其“通籍”（即纳入可以觐见皇帝的名单中），其余受到贬斥的人不少也都免于处罚了。

　　苏威被免职后，隋文帝又任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与高颎一起掌管朝廷政务。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认为自己立下平陈大功，常常把自己看做是宰相的最佳人选，等到杨素被任命为宰相后，贺若弼非常不满，经常口出怨言，最后惹得隋文帝大怒，竟然下令将其打入大牢。隋文帝对他说：“我任命高颎、杨素当宰相，你却经常说这二人只会张嘴吃饭，这是什么意思？”贺若弼回答：“高颎是我的老朋友了，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对他们二人一清二楚，所以才说了这话。”群臣上书称贺若弼罪该处死，隋文帝说：“群臣坚持要我依法处置，你自己找个活命的理由。”贺若弼回答：“臣仰仗陛下的神威，率领八千子弟兵横渡长江，生擒陈叔宝，我觉得这就是我活命的理由。”隋文帝说：“这我已经对你进行过厚赏了，还提它干什么！”贺若弼又说：“过去我因此受到厚赏，现在我还想因之而求活。”隋文帝深思良久，最终还是决定饶了他一命，只是将其开除公职。不久，又恢复了他的爵位，不过，隋文帝一直对他十分猜忌，不再授予他任何实职，然而，每当宴会时，对他还是非常优待。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七日，与贺若弼争功的韩擒虎也去世了。据说，在韩擒虎去世前，邻居家的一位老婆婆看到韩擒虎家门前来了一群仪仗队，就像是王爷的仪仗一般。老婆婆问是什么原因，其中一人回答：“我们是来迎接大王的。”说完，仪仗队就不见了。又有一个人病重，突然跑到韩擒虎家，说道：“我要拜谒大王。”韩擒虎的家人感到莫名其妙，就问：“你要拜谒什么大王？”那人回答：“阎罗王。”韩擒虎听了，说道：“活着当上上柱国，死后又当阎罗王，我也满足了！”不久，韩擒虎就生病死掉了，终年五十五岁。韩擒虎的外甥就是唐初名将李靖。到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北宋朝廷根据唐朝惯例为中国历代名将立庙祭祀，圈定了七十二位名将，韩擒虎即在其中。

　　阎罗王的传说来自佛教，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阎罗王有四个：韩擒虎、包拯、寇准、范仲淹。
　　日期：2014-06-10 12:22:48
　　八、封禅泰山（1）
　　开皇十一年间，有关部门向隋文帝禀报：“政府仓库内的粮食、布帛等均塞得满满的，已容纳不下了，只好堆积在走廊、过道上。”
　　隋文帝说：“我向天下百姓征收的税赋原本就很少，加之又经常赏赐群下，怎么会这样？”

　　回答：“收入经常多于支出，粗略地估计一下，每年用于赏赐的布帛不过数百万段，对库存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于是，隋文帝下令又兴建了左藏院进行储存，并下诏说：“宁可将天下的财富藏在百姓们家里，也不要藏在政府的仓库里。今年，河北、河东的田赋减少三分之一，兵役减半，查役全免。”
　　当时，天下户口不断增加，长安、洛阳周边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现象，百姓吃穿都成问题，隋文帝向各地派出使者，重新丈量、分配土地，一些耕地很少的地方一名成年男子才能分得二十亩地，老人和未成年人分的更少。
　　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二月，隋文帝下诏在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以北（今陕西省麟游县境）修建行宫——仁寿宫，由尚书右仆射杨素负责监工。杨素上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记室参军封德彝为土木监。于是，填平山谷，削平高山，修建雄伟的宫殿；亭台楼阁，婉转相连。工期紧张，杨素等人要求严厉，很多被征发的农夫都累死了，那些因疲劳过度而昏倒在路边的民工立刻会被推入坑中，填上土石，填成平地，死亡的民工上万。

　　盛衰相替。任何事物达到鼎盛的时候，往往是走向下坡路的拐点，少有能长久持满务溢的，而隋文帝开皇十三、四年则是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暗藏着由胜而衰的玄机。除了兴修仁寿宫外，在这两年里，隋文帝还做了以下几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