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年号纪元的问题上碰到了麻烦，自明朝以后，一个皇帝一般就用一个年号，死后新皇登基再改年号。可总不能让每个皇帝都在年三十的晚上死，第二年正好改年号吧！所以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的年号当年还不能用，要到第二年才开始用。现在的问题是当年是万历四十八年，第二年才改为泰昌元年，但是朱常洛也在当年去世了，第三位皇帝登基，这三个年号应该怎么纪年就成问题了。有的说干脆去掉泰昌年号，有的说第二年为泰昌元年，第三年再是天启元年，最后御史左光斗的建议被大家采纳。1620年八月以前是万历四十八年，以后是泰昌元年，第二年是天启元年，也就是1620年，明朝上、下半年有两个年号。

　　最后一个是陵寝问题，一般新皇登基后就开始修造陵寝，至少建造个几年差不多修好，等皇帝一死，往里面一放就行了。现在泰昌才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加上还要忙活万历皇帝的葬礼，什么都来不及弄。于是，决定把景泰帝朱祁珏在位时建造的陵寝，让给泰昌，景泰帝的陵寝后来荒废了，所以里面没人，修一修就能用。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又来了新问题。

　　也就是“明末三案”当中的最后一案，“移宫案”。我简单点说，万历皇帝病重的时候，皇后王氏已经病逝，郑贵妃抓住这个时机，以照顾皇帝为由，搬进了皇帝居住的乾清宫。后来万历辞世，但是郑贵妃并不打算离开乾清宫，只是迫于群臣的压力，才不得不离开，于是，她把本钱就全压在了李选侍身上。李选侍也学郑贵妃，以照顾泰昌帝为由搬进了乾清宫，之后也赖着不走。挟持朱由校，打算封郑贵妃为太皇太后，自己为太后，以此达到垂帘听政的目的。但是，在杨涟、左光斗等朝臣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加上太监王安的帮助，李选侍还有她的智囊李进忠终于妥协了，离开了乾清宫。这个李进忠后面还要出来，不过改名——魏忠贤。

　　九月六日，朱由校顺利登基。至此，万历死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幕幕光怪陆离的政治闹剧暂时告一段落。而明朝的皇帝也从万历皇帝，变成了他的孙子天启皇帝。“明末三案”是否暗藏更深的玄机，也只能靠每个人自己猜测了。而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在天启初年担任各要职，所谓“众正盈朝”，应该也不算是太坏的政局。
　　这些政治斗争实际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皇位的继承和权利的掌控，两代帝王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继离世，继承的天启又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发生权力真空的，其他的势力完全有机会来干涉皇权。但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尽管道路崎岖，总算也是有惊无险，皇帝的权威仍然保持在合法继承人的身上。这当然离不开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斗争，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人都义无反顾地如此去做。

　　再看，整件事情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动荡，而是相对平稳地过渡，换而言之，整个事件完全是郑贵妃和李选侍等人螳臂当车。这些事件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发生，自然不能简单看某几个人，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当整个国家和民族——至少官僚阶层——接受这种思想的时候，有几个跳梁小丑想要去改变，就变得非常可笑了。这种思想正是汉族两千年来所信奉的儒家思想。

　　日期：2012-09-22 17:04:30
　　要说为了解决明末的皇位更迭问题就要把儒家的思想单独拿出来讲，倒也没有这个必要。只不过如果现在不讲清楚，那么后面发生的事情便没有办法理解，只好让大家勉为其难了。
　　首先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有人说是“仁”，这个当然不能说错，但绝不是最核心的，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是“礼”，这个礼不是礼貌的“礼”，而是礼法的“礼”，礼教的“礼”。
　　封建时期的政治制度正是以礼法为核心的，天子是最高一等的贵族，是天的儿子，代天行政，天子再把土地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大夫，大夫分给士。天子、诸侯、大夫、士，这四等贵族构成了封建的等级，但是如前文所述，这些贵族在其各自的封地里面都是“土皇帝”，也看不出天子和诸侯、大夫之间有什么区别。如何体现贵族等级的尊卑呢？周公想了一套办法，每一个贵族等级都有其配套的礼法，不能用错了，否则就是“僭越”，以此来表明权利的从属关系。

　　因而有“周礼三千”的说法，什么样的等级就要用什么样的礼法，不许用高了，也不许用低了。但是后来发生问题了，周天子慢慢弱小了，诸侯们慢慢强大了，就不买周天子的账了，开始慢慢“僭越”起来。鲁国的季氏就“八佾（yì）舞于庭”（《论语?八佾》），佾就是每行八人，八佾就是有八行，总共六十四人。季氏在庭院中观看八排人跳舞，这个就是违礼了，按照礼法应该是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两佾，人数自己一算就明白了，也有其他关于人数的算法，我们不去管他，反正季氏是违礼了。连诸侯都不能看的舞蹈，身为卿的季氏却看得津津有味，这种性质属于双重“僭越”。难怪孔子听说后愤怒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这个能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

　　故而礼乐经常连用，因为“乐”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是一种伦理，其艺术性估计是比较差的。这套礼法制度在各个方面充斥在西周的政治之中，衣食住行、娶妻生子、婚丧嫁娶都要按照礼法来，一句话，所有的人做事都要按照自己的等级来，如果违反，那么就是“非礼”了，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过考虑到“男女授受不亲”，今天要是有男人对女人毛手毛脚，倒也可以属于“非礼”了。

　　有一个孔子剕侏儒的事情，很能说明这个礼法。此事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就有记述，鲁定公十年，鲁、齐会盟，齐国的官员请求演奏宫中的乐曲，于是令侏儒艺人表演舞乐。前面说过，“乐”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然而齐国官员却令侏儒艺人表演，明显就是为了增加娱乐的成分，这种行为就属于“非礼”了，罪名叫做“营惑诸侯”，“罪当诛”。艺人们何罪？身份极其卑微，依附于诸侯们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却被处以了极刑。

　　这就是礼法！
　　当然，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所以不少人出于为尊者讳的原因也断定此事是假的。我认为是真是假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既不能因为出于“打倒孔家店”的目的而断定此事是真，也不能出于鼓吹儒家思想的目的而断定此事是假，总之不能先入为主地断定真假，然后千方百计地去证明，毕竟讨论历史不是做数学证明题。正确的程序应该是先读材料，再下判断。

　　我认为此事应该是真的，毕竟记载的地方比较多，而且司马迁可不像后来的一些人，为了推崇“至圣先师”而信口开河。其实就算是假的又能说明什么，因为此事非常能够说明孔子的思想。反正就是要按照礼法来，至于死几个人才算不上大事。
　　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天子不像天子，诸侯不像诸侯，总之是“礼坏乐崩”。所以天下大乱，怎么办？儒家的思想家们就提出，要恢复到西周时期的状况，也就是恢复“礼”。
　　可怎么恢复，就没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