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涛子正沉迷在“打红K”扑克中，他傻啦吧唧的大脑自以为高人一等，耍耍聪明。我一听带着彩头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心想这家伙一定控制不住那嗷嗷的耍钱快感。
　　果然，我一看这家伙抓了两个红K，又有三个二，牌好到爆。涛子的手明显地得瑟起来，我说“你握住牌。”涛子说，“我这把要亮牌，大亮八番。”我赶紧小声地说，你悠着点，牌还没抓完。这个猪头，那禁得住满手的红K和二啊，和我想得一样，啪地一声把牌就亮到了狭窄的火车小桌子上。
　　最后三张都是单牌，我心想这牌外面跑了两张王，还有四个A，一个二，能小输就算是幸运了。
　　我跟涛子说，“认输吧，这牌没得打。”涛子不信邪，非得要试试，我悄悄的说，“只能玩这一把，然后就回来。”说完我偷偷地给他准备要输的钱。这个牌挺明显，连个黑K，和四个A，单出都要你二，外面还有王垫底。只要有一家出桌，就是小撅，如果三家出锅就是大撅，输的多少而已。
　　我站在涛子后面偷偷打量一下那三个乘客，清一色大长头发，其中一个人挂着大金链子。涛子抱着必胜的信念，我则抱着必死的决心，牙齿咬得嘎嘣嘎嘣直响。这涛子是不见南墙不回头啊，傻子都能看到这三个是一伙的。我估计啊，涛子是赌性冲昏了头脑。
　　那几个小哥边打边交换着眼色，涛子出了个对十，大金链子突然整出一对王出来，这明显是高射炮打蚊子。涛子一看，哈哈直乐，“没大了吧，还跟我吹。”三家开始放单，我一看这是把王亮出来，意思是说二大。站在他角度来说，涛子没王，还敢亮，一定有三个二。那他能把王打出来，说明那他至少有三个A，他在给对家明显的信号啊，K是老大。这种暗示在大红K的规则里是允许的，牌桌上的四家，如果有一家亮牌，相当于是明牌拉。因为剩下三家，通过对方没出一张牌都能分析出来对家手里剩下什么，这才是高手。涛子只能看到自己的那一手牌，无疑已经在智慧上下了一成。

　　矮个子一看开始放单，立刻就明白了，我想他手里全是单牌。每张单牌，Q都在考验着涛子。涛子是用三个二和红K每次都一张带一张，最后一个红K正好把剩下的一张八带出去，涛子又开始哼着小曲，准备提前迎接胜利的到来。谁承想，金链子四个A一扎，妥妥必胜无疑，涛子一下子沮丧到极点。
　　矮个子在涛子上家，这时候，突然放出一张单七，一下子把涛子的八带了出去，稳稳地赢了八番。涛子立马蹦了起来，大声地喊“出血，出血。”那三个人，不动声色，从跨兜里翻出一摞子小票，往涛子这边塞，边塞边说，“大意了，大意了。再来一把，再来一把。”我脑袋里迅速地过了一遍电影，没有理由啊，外面还剩下九、十，赢涛子那是绰绰有余。不对，这是钩子。我赶紧把涛子伸出去的爪子给怼了回来，把那摞子小票又推了回去。

　　“侥幸侥幸，我们要下车啦，权当陪着各位老弟开心。”我从兜子里掏出一盒烟，扔了过去，“这哥们没见过大四面，哥几个别怪，我们得收拾东西啦。”涛子冲我直瞪眼，不依不饶。
　　大金链子撇了撇嘴，把烟扔给小弟，“行吧，今天不尽兴，后会有期。”说完这几个人，把帽子一戴，往下个车厢溜达。
　　我说，“涛子，你逃过一劫啊。”
　　涛子说，“你想多了，玩会扑克呗，能咋地。”
　　我看他一脸得懵逼样，真想一拳把他干趴下。三姥爷曾经跟我说过，“涛子这小子，是个大才。”当时我核计，三姥爷脑袋是不是跑肚了，三姥爷接着说，“无知者无怪啊，涛子他的最高境界就是一根筋。”我问，“一根筋也是大才吗？”三姥爷说，“带好了是，带不好了就是个肺子。”
　　我肯定不会带，但许多年以后，涛子凭着他执着的一根筋，赚的盆满钵满，也算是三姥爷天眼洞开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涛子的那群矿工兄弟们，恨不得开着蒸汽火车来接我们，呼呼啦啦来了一大群迎接我们。尤其是看到来至沈阳的小美女梅子，更加热情爆棚，非要去湖边吃宴。有位穿着袍子服的黑大个，过来一下子把涛子抱了满怀。涛子冲着我说，“叫博哥，我的好兄弟。”

　　博哥也没客气，用他粗糙的大手板一拍我，我回敬了他一拳，算是个见面招呼。我赶紧让梅子把从沈阳带来的几条红塔山和不老林糖递了过来，“博哥，讨扰啦，给涨涨脸，梅子爸托我和涛子护着梅子过来溜达。”
　　博哥大手一挥，“来了都是且，你们几个还愣着干哈，搬行李，去满洲里最好的招待所。今天晚上，湖边烟酒大赛。”
　　大兴安岭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绿油油，还有些不知名的小花。二驴哥跟我说，“我是蒙古族人，我有蒙古名博尔吉吉特，老家在博客图。”说完，给我点根烟。
　　这些年，我一直都想写一个内蒙古人的故事，大概缘于博哥的这次聚会。俺们称呼山海关以外都叫东北人，另外一部分都叫关里人。小时候年龄小，总觉得东北老大啦，后来才知道全中国那才叫大。关里人向来给人感觉就是脑袋聪明，有道道、会干活，能吃苦、不喝酒。东北对于全中国称呼大致是这样的，东北人和关里人。后来才知道，还有内蒙一小条也在东北，或者说更加东北，但俺们更喜欢称呼内蒙古人。

　　博哥给我们准备内蒙古大草原上的野韭菜花，还有羊排，直接蘸精盐那种。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打了我说不清的圈，踩着空酒箱套子唱起了我最喜欢的那首闽南歌。
　　我执迷了一生/啊轻谈尘缘情/风霜夜雾深/漂泊不归人…”
　　那一天的酒天昏地暗，我知道，原来我穿越了大兴安岭。
　　东北的春天异乎寻常的迷人和难忘，来的晚、春脖子短。我小时候上学学到这样的诗句，“早春三月，草长莺飞”、“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挺困惑，后来才知道那是人家南方人的春天。我们的春天，冰雪还没融化，就等着一场东南风，把黝黑的大地刮出温暖的裂缝。
　　那年春天，三姥爷的头疼病又犯了。年轻时候干仗，脑袋被个地癞子削了一下子，落下的毛病。他这毛病一犯，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用卡车拉到大野地去，哐当哐当地在陇上跑，把人从坐椅子上颠到车棚顶，又趸下来。如此反复，等把我的肠子都快趸出来的时候，他的头就慢慢地不疼了。

　　我问三姥爷，“整个三轮车不？”
　　三姥爷按着头，冲我快速的摆着手，意思是让我快点办。我赶紧往外跑，找了半天都没有现成的越野车，正好有辆拖拉机正在张二嘎子门口停着。二嘎子二话没说，突突突地发动，我赶紧把三姥爷请到车斗子里。二嘎子开车直奔西荒地，哐当哐当把个拖拉机开成了搅拌机，车上的铁锹把子都趸飞了。三姥爷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大声地喊，“二嘎子，回家啦。”
　　三姥爷跟我说，“他MD人就是贱皮子，大米白面不吃，非得吃苞米面饽饽。赶着不走，倒退着走。你小姨让我去治治，我就不信邪，啥玩意也赶不上这拖拉机。突突突一开，毛病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