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要进攻宜阳的消息传到洛阳后，周赧王姬延显然很焦急，甚至比韩国君臣还要关心事态的发展。自从老爹慎靓王姬定于公元前315年过世，十来岁的小孩子姬延就接过了周王朝留下的旧衣钵；到此如今，掐指算来也有七、八个年头。
　　再怎么说，他可不想让古老的周王室硕果仅存的一点家当败在自己手里。
　　人们有所不知，这时候的周王，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地盘——如果一定要说，也就只是留在洛阳的一座王宫和留在王城供奉先王祖宗的一个大祠堂（太庙）而已。连洛阳，也是属于东周君的；至于附近西头的那个王城，则是属于西周君。
　　按理说，周王已经穷到这步田地，也算是王中的“无产阶级”了，没什么好担心的。还能失去什么啊？照马克思说法，无产阶级在战斗中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已……
　　可问题恰恰就在于，周赧王姬延根本舍不得失去锁链嘛。
　　这副“锁链”，份量可还真不轻，那就是诸侯们梦寐以求的九鼎。

　　据传说，大禹在建立夏朝之后不久，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各州设州牧。后夏启令九州牧都要贡献青铜，用来铸造九鼎；事先还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奇异之物画成图册，然后让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将之摹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
　　这种别具匠心的版图，形象地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
　　久而久之，九鼎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传国宝器，夏商周世代相传。
　　到了商朝，象征贵族身份的鼎，有严格的使用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
　　如今，这一套辗转相传了将近十七、八个世纪的青铜大鼎，就在年轻的周赧王姬延名头下。尽管周天子权威早已荡然无存，但九鼎还在，“君权神授”的统治印信还摆在那儿。因此之故，但凡有点儿实力的诸侯王都希望能够把它们搞到手，唯其如此才能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统治天下。
　　围绕这个九鼎，曾经、并且正在、而且还将继续——有无数的人为之流血牺牲。

　　死去还不久的张仪，为秦国的称霸事业不止一次地谋划要抢夺九鼎。
　　现在秦武王大张旗鼓伐三川，甘茂统兵攻韩之宜阳……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九鼎及其后面的山水之间的合法统治权的啊！直接的说，还是冲着九鼎的拥有权。
　　所以，周赧王姬延如何能不担惊受怕、焦急操心嘛。
　　可悲的是，他却无力抵抗任何一个想来抢夺的入侵者，只有胆战心惊听天由命。最多也只能恳求东周君和西周君，让他们赶快想想办法！
　　其实，东周君也很焦急，这倒不是为了九鼎，而是为了自己的东周国。
　　问题是凭着自身的一点武装力量，对付一下国内治安还差不多，要抵挡秦军那是想都不用想——根本没戏。这就只能借助于国际势力，而国际势力又凭什么帮助他东周与秦军打仗呢？很头疼啊！

　　面对秦军入侵韩国宜阳这个事，东周君可是睡不着吃不香了。
　　他非常不安地问身边大臣赵累，说：“秦攻宜阳，先生以为能成么？”
　　赵累思虑片刻，回答道：“宜阳必拔也。”
　　周君自我安慰说：“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公仲之军二十万，景翠以楚之众临山而救之，想来秦必无功吧？”
　　赵累不以为然，回答道：“甘茂是楚地下蔡人，羁旅之臣。攻宜阳而有功就成周公旦，无功则削迹于秦。秦王不听群臣父兄之义而强行攻宜阳，宜阳不拔则秦王必然耻之。臣所以说‘必拔’。”

　　周君惴惴不安，求教说：“快帮寡人想想办法，拿个主意什么的，该如何应对是好？”
　　赵累策划说：“您可以对景翠说：‘公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不胜，则死。不如背秦，援宜阳。公进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宝事公。韩之公仲慕公之为己乘秦也，亦必尽其宝。’”
　　东周君只得派人，依计去说服楚大夫景翠。
　　甘茂率领秦军发起宜阳之役后，楚国景翠果然进兵，作势与韩国军队联手。
　　秦王嬴荡不胜恐惧，显得信心不足。记得有人说起当年惠文王在世时，也曾久攻宜阳而不克；冯章提议“许楚汉中”，楚人贪图利益，果然答应不干预秦国攻韩的事情，就这样秦军最终拿下宜阳。
　　问题是，秦军拔下宜阳之后，冯章又献计让惠文王食言而肥。

　　如今面临同样情况，楚国人还能再次重复从前的吃亏故事吗？
　　甘茂劝慰说：“楚即使联合韩，谅必也不会替韩氏打头阵；韩军也恐先开战而楚军有变其后。韩、楚互相疑忌戒备。楚言与韩，而不馀怨于秦，臣所以知道他们互相猜忌。”
　　秦（武）王还是不能放心，连忙奉献煮枣之地给景翠送礼，请他按兵不动保持中立状态；同时，韩氏也献重宝。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又嬴得东周的感恩戴德。景翠确确实实捡拾一个大便宜，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嘛。

日期：2010-03-04　08:52:11

　　002 公孙鞅思想威力大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猛攻狂攻一口气攻了五个月，愣是不能攻破。宜阳城防，果然名不虚传。韩国宜阳虽说是个县城，诚如甘茂所言，实际却是一个郡。秦国大军面对险恶地形和坚固防御，而且千里行军，困难可想而知。
　　宰相樗里疾、公孙衍（奭）二人，在秦王面前乘机说出种种理由，认为宜阳是一个天然大陷阱，会给秦国带来巨大灾难。而且甘茂与韩国宰相公仲倗，两人私交甚笃，须防发生不测之事变。
　　秦王嬴荡将信将疑，心情不安，下令召回甘茂，打算敲退堂鼓撤军了事。
　　甘茂得信也不做任何辩解，只派副统帅向寿回报一句：“息壤在彼。”

　　嬴荡大悟说：“我当然记得息壤的誓言。”
　　嬴荡回过神后，重新燃起激情：决心像魏文侯当年支持乐羊将军攻打中山国一样，无怨无悔力挺到底，遂即大量增派援军前往。
　　宜阳久攻不克，秦死伤者众，至此连甘茂本人也发生动摇，打算知难而退。
　　左陈提醒甘茂说：“公内攻于樗里疾、公孙衍，而外与韩侈为怨，今用兵无功，公必穷矣。不如进兵攻宜阳，宜阳拔则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孙衍无事也，秦众尽怨之深矣。”
　　为此，甘茂又犹豫起来。等得到生力军补充，硬头皮再发动新一轮猛攻。

　　战场上发生罕有的怪事，三鼓之后，居然没人应声冲锋。似乎可以这么理解，秦军部队出现畏战情绪，连敢死队员都不听使唤矣。此情此景，秦军第一副司令（右将）手下有个高级军官（尉）对甘茂说：“公不论兵，必大困。”
　　甘茂非常焦急，慷慨激昂说：“我羁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阳饵王。今攻宜阳而不拔，公孙衍、樗里疾挫我于内，而公仲以韩穷我于外，是无伐之日已！准备明天发起总攻，如果还不能攻克，只能以宜阳之城郭作为我们的坟墓。”
　　于是甘茂自掏腰包，搬出私房钱提高赏赐，犒赏部队官兵。
　　金钱不是万能，没钱却是万万不能。君不见，后代之死人还需烧纸钱啊。就这样，秦军发动殊死之战。当初，商鞅为加强军队冲锋陷阵的力量，创造性地发明“陷队之士”（类似加里森敢死队）在前面打头阵，称为“战死事”。
　　据说，其他士兵是斩一首赏爵一级，“陷队之士”全队只要斩得敌方前锋部队五人，全体队员都有一级爵的赏赐，由死难者的家属继承。如何赏罚，事先都有一套明确规定。
　　《秦律杂抄》记载：“战死事不屈，论其后。有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战死了，依法抚恤其家属后人。如果事后发觉战而不死，剥夺其后人所受的优抚待遇，并让那个死而复生的“革命烈士”去当奴隶。
　　换言之，陷队之士原则上不允许生还，如果不能战死疆场则受割鼻黥面的刑罚。

　　《境内》记述：陷队之士，面十八人。陷队之士知疾斗，而得斩首队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死则一人后。不能死之，千人环窥，谏黥劓于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