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意味深长地说：“人生在世，如同白驹过隙，大家追求富贵，不过是想多挣点钱，多点享受，让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既然如此，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做节度使，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长远产业，再买些歌姬舞女，日夜饮酒相欢，颐养天年。赵氏宗亲再同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更好？”
　　这嗑唠得硬啊，赵匡胤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皇恩浩荡，众将纷纷叩头，俯首听命，山呼万岁。

　　第二天，石守信等众位将领，纷纷上表声称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兵权。
　　赵匡胤很满意，欣然同意解除他们的禁军职务，升任地方节度使。
　　这就是历史上鼎鼎大名名的杯酒释兵权，宋太祖赵匡胤于谈笑风生之中，“轻松”地解除了功臣宿将对大宋禁军的掌控权。
　　当时，石守信还暂时保留一个“侍卫都指挥使”的虚名头衔，已没有任何实权，一年后也给免了。
　　赵匡胤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他把大女儿嫁给了王审琦的儿子，二女儿嫁给了石守信的儿子，把张令铎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三弟赵光美。加上之前把妹妹嫁给了高怀德，四位好兄弟全跟赵家结为了亲家。
　　接着，赵匡胤将各位将领统统派往各地，镇守一方。

　　派韩令坤镇守常山、王彦升镇守原州、董遵诲镇守环州、郭进镇守西山、李继勋镇守昭义、姚内斌镇守庆州、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武守琪镇守晋阳、李谦溥镇守隰州、赵赞镇守延州、冯继业镇守灵武。
　　酒能成事，酒也能坏事，赵匡胤就靠一杯酒，成功解决了历朝历代都让开国皇帝头疼的大问题，彻底杜绝了禁军将领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成功化解了开国君王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
　　这是何等的智慧？也只有大智大勇、率性敢为的赵匡胤做得出来。
　　自古帝王多无情，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功臣良将们，跟着皇帝打天下的时候，大家称兄道弟，一团和气。等到天下定了，要分享富贵了，矛盾就出现了，皇帝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必定向自己当初共患难同生死的兄弟们下毒手。

　　比如那个把宋太祖当做偶像膜拜的明太祖朱元璋，就亲手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洪武四大案”：洪武九年的“空印案”、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这四个案件牵扯冤死的人达十多万，其历时之久、手段之狠、刑罚之酷、牵连之广、杀人之多，史无出其右者。
　　我们就拿“蓝玉案”来说。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率十五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到今贝尔湖畔，俘获男女七万七千人，大胜而归。此后，蓝玉又多次北征蒙古，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凉国公。蓝玉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最有名将军。在军中颇有威望，麾下骁将十余员，个个勇猛善战，这肯定会让明太祖朱元璋睡不着觉了。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从蓝玉家中发现倭刀近万把，遂指控蓝玉谋反。朱元璋立刻以“谋反罪”将蓝玉下狱，抄家产，夷三族，将蓝玉剥皮实草，传示各地。
　　本案被株连的者达到一万五千余人，连蓝玉府上教书的先生也被处斩。列名《逆臣录》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一个“蓝玉案”就死了两万多人，让大明的“元功宿将，相继尽矣。”以至于后来，明太祖的孙子朱允炆上台，燕王朱棣谋反，全国上下，朱允炆想找个带兵打仗的将军都找不到。
　　杯酒释兵权，让赵匡胤成功收拢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展现出了赵匡胤的大智慧大格局和慈悲胸怀。不杀一人，就能将军权收回中央，以柔克刚，一招兜罗绵手，抚平一切血肉厮杀，其乐融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合作共赢，前无古人，一千多年来，鲜见来者。

　　整顿完军队武将，紧接着，赵匡胤开始对这些名臣硕老的文官们，动动心思脑筋了。
　　太祖年间，有一件非常隐秘的事情，被众人传得沸沸扬扬，无论是故事里的事，还是只是传说，虽然没有人亲眼见过，一直被传得神乎其神，它的存在，甚至改写了整个大宋历史。
　　赵匡胤的性格就是粗狂豪放处可以跑马，心思缜密之处可以绣花。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宰相是皇帝的左膀右臂，作为百官之首，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作为世人瞩目的当朝风云人物，几千年来，拜相封侯，一直是天下士子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

　　宰相，在不同朝代，称呼不同。周称太宰，秦汉称丞相，南北朝的录尚书事，隋称尚书令，唐称中书门下侍郎，宋称同平章事，清朝称军机大臣。
　　古代讲究坐而论道，早朝时，出于对宰相的尊敬，皇帝通常会赐座、赐茶，让宰相坐下来边喝茶边议论国家大事，宰相坐朝的惯例自秦汉至唐、五代一直沿袭了千余年，直至宋初。
　　多年以来，在朝堂上能坐着议事的是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周朝元老。
　　宋代周后，仍然是以范质为侍中，称为昭文相；以王溥为司空，称为史馆相；以魏仁浦为右仆射，称为集贤相。

　　对于赵匡胤而言，以前都是你们坐着，我站着，现在，我终于可以坐着了，你们还坐着。
　　范、王、魏三人都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托孤重臣，赵匡胤对他们忌讳甚深，心中总有些不快。之所以用他们，完全是为了笼络人心、巩固江山社稷的需要。
　　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和王溥如往常一样坐朝议事，聊到一半时，赵匡胤突然说道：“我今天有些眼花，看不清楚这奏折上的字，你们两个过来帮朕看看。”
　　一个不满三十五岁的人说自己眼花了，这里面一定有猫腻，有文章。两位宰相，只得上前，帮着皇上勘读奏折。
　　看完后，二人想再坐下，发现椅子不见了。

　　两位堂堂的宰相，当着众文武的面，着了赵匡胤的道，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好尴尬呀！
　　《闻见后录》载：“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座矣。”二人一头雾水，但毕竟都是老狐狸，马上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这肯定是皇上有意为之，如今椅子都被撤掉了，想要再在放回来，恐怕有难度了，只好顺坡下驴，自嘲道：“还是站着好，可以活动活动筋骨……”，算是默认接受了这番“特殊礼遇”了吧。
　　第二天，三位宰相上书要求废止“坐论之礼”。
　　在维护国家统治和加强皇权这种事上，没有赵匡胤不敢干的，不擀，那是煎饼。赵匡胤自导自演，用一个看似玩笑，却又十分认真的方式，破除了一个沿袭千年的“宰相坐着议事”的朝堂规矩。
　　宰相失去了与皇帝对坐的权利，其实他们失去的，又何止是一张凳子呢？
　　从此之后，宰相们只能和寻常官员一样站立在朝堂之上，开大会。
　　如果您在影视剧中，看到大宋之前的宰相是站着参加朝会的，就可以发弹幕指责导演那个谁谁谁，搞错了，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