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进一步认为官员、绅士在移风易俗中处入关键地位。“风俗之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绅士”。他希望通过绅士的表率作用，“化一方之莠民”，“正气渐伸，奸宄因而敛迹”曾国藩也重视官吏的表率作用：“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已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法者速而且广也。”

　　重视幕僚人才。陶澍是嘉道时期大规模招集使用幕僚的大吏。通过大力发现、培养、扶植举荐了大批湖南人才，如他和贺长龄为至交好友，首倡海运，震惊朝野；魏源曾任陶澍幕僚14年，成为举国知名的经世干才；李星源亦曾为陶澍幕僚。后李成为总督，对陶仍“师事之”。陶澍发现胡林翼幼年聪慧，定为女婿，并曾带在身边读书，着力培养；陶澍路过醴陵，与左宗棠交谈竞夕，结“总督布衣之交”传为千古佳话；黄冕被罢官后，得到陶澍帮助，参与海运，盐务、赈灾，成为经世之才。清史稿说：“陶澍，用人能尽其长，所拨多方面节铖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陶澍招揽人才、重用幕僚，建立盖世功业给曾国藩极大的启示，他网罗各种人才，在其周围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幕僚集团。

　　日期：2022-06-11 00:05:24
　　不一样的曾国藩（95）
　　第十三章
　　湖湘人才之喤引　大清陶澍第一人（下）
　　陶澍衣钵传人弘扬经世哲学
　　陶澍的改革，对曾国藩有很大的影响。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两淮盐法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曾国藩提出：“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里，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敝。”
　　主张“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销售”。
　　但是，曾国藩改革的最大成就，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长期养尊处优，沉湎享受，已经腐败，没有了战斗力，故而提出“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的改革纲领，另建湘军。

　　一是改“世兵制”为“募兵制”；
　　二是改“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
　　三是改“朝廷任命”为“官职私授”；
　　四是改“国库发饷”为“军饷自筹”；
　　五是改“冷兵器”为“冷热兵器并用”；
　　六是改革营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

　　七是创建水师，一船设一专官；
　　八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
　　前四项形成军权、政权、经济权合三为一，权力全部落在统兵大员手中，后四项则开始和近代军事体制接轨，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军制，开中国军事近代化之先河。
　　陶澍和曾国藩改革的重点有所不同，是由当时的时代决定的。道光年间，清王朝从康乾盛世的顶峰急剧地跌落，故陶澍大力推行除弊立新的改革。
　　咸同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侵入中国，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几乎占领了东南半壁江山，故曾国藩的改革，着重在军事领域。
　　陶澍的改革是在清王朝没落的时候，打了一剂强心针，帮助清王朝渡过财政经济的难关；
　　曾国藩的改革则是在清王朝崩溃的时刻，打了又一剂强心针，帮助清王朝暂时避开了灭亡的命运。
　　可见，他们的改革主观上都是为了挽救封建王朝，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军事改革，敲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丧钟。
　　第四，曾国藩是陶澍吏治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陶澍非常注重吏治，而且还有比较系统完备的吏治理论。曾国藩则以陶澍为榜样，从严要求自己，终成一代贤臣。梳理其所得，大致如下：
　　一是正视封建官场弊病，大力整顿吏治。曾国藩在京官任上就批评了官场的弊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他认为吏治的腐败，必然导致社会不安。因此，他在揭露官场弊病的同时，雷厉风行地整饬吏治，强调吏治清明。

　　曾国藩认为，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吏治败坏，而吏治败坏又是由于人才缺乏，要改变时局，必须“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为此，他以招揽人才为急务，强调：“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便设立幕府，广招人才。宣称：“倘有血性男儿号召义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横行中原，然奋怒以卫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由于曾国藩礼贤下士，对“博学多才之士尤加礼敬”，并且“官绅并重，江楚并用”，投入曾氏门下者愈来愈多，形成“幕腐宾　尤极一时之盛”的景观。幕僚容闳说，“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除军政人才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大精华汇集于此”。薛福成说，曾氏名幕有83人，其中“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22人。“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入旋出，散之四方者”22人，“以宿为客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不费于公者”26人，“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13人，在这些文臣武将、专家学者的帮助下，曾国藩成就了他的功业。

　　二是重视士风民俗。曾国藩十分重视社会风俗，对当时世风日下提出了批评，尤其对士风的败坏深感痛心。主张移风易俗，建设良好的社会风俗。他认为官吏、士子在移风易俗中处于非常关键的地位，他说：“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热切地希望官吏、绅士能以自己的言行，“化一方之莠民”，以伸正气。
　　三是强调以身率属。陶澍为官，做到了“勇、勤、廉、善”四个字。曾国藩则提出了“廉、谦、劳”三个字，标榜“不要钱、不怕死”，强调以自己的表率作用，以求清正廉明之吏治。

　　四是发挥幕僚的作用。陶澍延请有“经世之志”的人才入幕，并在他们的参赞下，对盐、漕、河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陶幕也成为晚清幕府的先声。曾国藩更是网罗各类人才，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幕府集团。容闳说：“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
　　除军政人才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人才精华汇集于此”。曾国藩事业的成功，幕府起了巨大的作用。
　　五是发扬陶澍人才思想。曾国藩如陶澍一样，非常重视人才，他说：“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即广泛收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积极培养人才，严格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