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预审趁热打铁，马上申请了一部212警车，办理相关手续,不顾天色已晚，押解着刘维千一起往北京火车站赶来，为防止他又反悔，变卦，中途还特意请他在饭馆吃了一顿饺子，肚子素了十来天的刘维千还真能吃，一人就吃了三斤，然后一起到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件行李寄存处把存放赃物的背包取回来，你的护照和大量钱物全在里面。”

　　郝预审还特意说道：“那天我看出来了你想揍他，我还直担心，幸亏你没打他，……这种惯犯，对于挨几下揍是不怕的，你如果打了他，他铁下心了，死扛着不张嘴了，那可就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了，案子也就真夹生了……”
　　郝预审还告诉我，对于刘维千违背盗窃犯的常规，在盗窃得手后不是马上甩掉或毁灭能把赃物与被盗者联系在一起的身份证件，反而是全都完整保留着的做法，刘维千的确有他独特的打算，第一，他认为自己偷窃方法娴熟，不会轻易折（音she，而不是zhe，被抓的意思），第二，把大量赃物存在寄存处人、赃分离，即使失手被抓，咬紧牙关只承认是现行第一次，数量不大最多被拘留几天，就算是按累犯处理，因为找不到赃物也不能被重判；至于护照，他也知道那时护照在中国是很金贵的，等静下心来，他准备或者卖给黑社会，或者寻找失主本人，以拣拾者的面目卖给失主……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在刘维千系列盗窃案尚未全部结案的情况下，北京铁路公丨安丨局为不影响我出国，破例单独先将我被刘维千盗窃的钱物按报案时的数量予以发还。（据说几个事主报案失窃总数大于起获赃款总数，有可能是事主报案时有误差，或是已被刘维千挥霍。）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一劫，如果那天北京火车站不是例外的让第3次国际列改从第2站台上车，而是按照惯例从一楼的国际列车候车厅剪票后由第1站台上车，闲杂人员和普通国内旅客是不能挤在一起的，惯偷刘维千也就没有乘乱偷我腰包的机会了。
　　至于那个招祸的腰包，当时置办的初衷也并不是自己赶时髦，而是为在国外卖货时，装掏货款方便，才决定买的。而且到被盗时那个腰包仅仅在自己腰上挎了两次，……尚不习惯，加之当时腰包里面没有什么压坠的重物，因此被盗贼摘走时没有什么变化的感受，另外因为自己当时两手都占着，注意力全在剪票员那里，而且当时因为正值热季，每人都是单裤单褂，腰包是毫无遮拦的系在腰间，所以被惯偷刘维千轻易得手，而遭此一劫。

　　但也应该庆幸，幸亏护照是在国内被盗，如果在国外被洋小偷把护照偷去，在那里两眼一抹黑，没有语言，没有亲朋，那可真要了命了。
　　腰包领回以后，为亡羊补牢，受上文通讯连载 《斩断黑手》中内容提示：没想到老外的腰包上也许另有装置,卡了几下,包没到手……，我和我父亲一同琢磨，对腰包进行了改造，在腰包的联结搭扣上加装了一个简单装置，改装后盗贼绝不可能再只用一只手就轻易捏开联结搭扣了，而必须两只手同时配合着才能捏开联结搭扣，现在是不时兴腰包了，否则我一定申报专利的，呵呵。

　　事后我对于曾给予我帮助的朋友都进行了相应的答谢，我认为他们都是君子，他们都是无条件帮助在先，可以说并不是为求回报，我认为对他们进行答谢是完全应该的。
　　唯一使我感到歉疚的是对亲手抓获惯犯刘维千的刑侦队长李学刚警官和那位王局长，由于当时急于再次办理出国手续，而未能亲自面谢，只能在这里表示我的真挚谢意吧。
　　各位看官，以上这仅仅是我到西方“淘金”的第一劫，更多、更可怕的劫难还在后面，请大家听我慢慢叙来。
　　继续发:
　　二、两次匈牙利之旅
　　1．首次在匈牙利经历

　　（1）
　　在我被盗物品、钱物尚未正式归还的时候，大概是1991年9月6日我在北京市公丨安丨局外事处领到了连同第二张出境卡在内的补发护照。我称其为第二本护照。与第一本护照签发日相隔不到两个月，两本护照的号码相隔4438，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仅北京就增加了四千多要出国的人，那全国又会有多少人呢？真可谓是涌动的出国潮啊。
　　随即我就开始了再次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当然是买国际列的车票。
　　我7月31日的火车票是由准备同行的伙伴李金建君托在中国国旅公司的工作的朋友那里轻松的买的平价票（1150元人民币），现在人家李金建早已经到了匈牙利。
　　这次是我孤军出行，只能自己去买票了，谁知去了几次指定的国际列车车票代售点询问，结果均是：两个月内的车票均已经预售完了，如果着急要走只能凭运气等退票，而代售点外面总是聚集着几十甚至上百的人，一问那些人全是等票的（其实里面不少是票贩子，私下向他们询了询价，他们一般都是翻番的要价。）

　　没办法，我深夜到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大厅给在匈牙利的李金建挂长途（北京和匈牙利有6个小时的时差，北京凌晨2：00匈牙利是晚上8：00 ，只有这个时间中国人一般回到寓所而且尚未睡觉。）试图请他的朋友再给帮忙买车票，李金建倒是把他朋友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了，但当我白天把电话打到办公室，是其秘书接的，问明来意，秘书说人家到外地出差了，短时回不来。

　　我记得我还特意骑自行车到位于三环路东北角的中国国旅大厦去了一趟，也没见到那个人。没办法只好另外托关系了。
　　很快我原单位同事提供了一个关系。于是我去了XX饭店的绿化部，找一位武姓年轻女士，说明来意，她又找来一位年龄与其相当（似乎是其下属）的卢姓男子，他答应给再找人问问，让我回家等消息。
　　这时，时间到了1991年9月10日，我接到把郝预审通知，让我到北京铁路公丨安丨局看守所认领被盗钱物，当我把钱物领回到家后，看到手续齐全的同属于自己的两本护照时，我临时又来了一个灵感：第一本护照手续齐备（两张出境卡也全有），而且已经在二连边防检查站备案（北京市公丨安丨局已经发去电传）了，我干吗不让这本护照发挥作用呢？在全面分析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后，……我最后决定先持第一本护照出国。

　　时间特别凑巧，9月11日早晨那位答应帮忙买国际列车票的卢先生通知我，说车票有信了，我赶忙到他那里去，卢先生告诉我：“他找到关系，那位关系人可以搞到任何一天的国际列的车票，价格1150元外汇人民币外加50美元好处费，因为你是武姐的关系，我就不再加价了。”
　　想到簇拥在国际列车车票代售点那些等票的人群和票贩子翻番的加价，我感激涕零的赶紧答应下来，考虑上次办苏联过境签证比较容易，而自己的货物也都准备好了，还是越早走越好呗，因此就托卢先生的关系给自己买了9月18日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第3次国际列车票。
　　当即我就把我的第一本护照（买国际列车票时，售票处要在车票上记录护照号和人名等）与钱款如数交给了卢先生，……他办事速度还真快，不到中午饭时，国际列车车票就拿到手了。
　　吃了点东西就骑车往位于东直门附近的苏联领事馆赶。等到了苏联领事馆门前，我不由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炎炎烈日下的苏联领事馆门前聚集了有近千人，乱哄哄的像那时期红火的周六日北京潘家园自由市场，与上次与李金建临走前来办签证时的井然有序情景真是天壤之别。
　　一打听，原来一个月来，到苏联领事馆办理签证的中国人与日俱增，而苏联领事馆的办事效率并没有因为外面等候的人多而提高，所以逐步形成了现在这种人山人海的局面，等待签证的人们在苏联领事馆的外面排起长龙，他们通宵达旦连续几天几夜的在排队在等候。

　　一看这种情况，我赶紧寻到队尾，排起个来。队伍有上百米长，已经逶迤排到邻近的胡同里。